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内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城市位序-规模定律的角度上观察中国的现实,我们发现,在省域内部,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尤其是省会城市和低位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近年来,“强化省会城市”,人为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的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城独大”的现象在一些省份日益凸显。省会城市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和优先级的行政权利,在省域内的城市经济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并迅速与低位城市之间拉开规模上的距离。在城市间的资源要素的强势竞争过程中,这种特殊的空间配置资源的能力对区域城市规模结构和分布产生强力的极化作用。理论上,首位城市生产资源的配置能力越强,其经济产出也将越强。首位城市的城市规模集聚扩张是符合经济法则的。但是,首位城市不能“一枝独秀”,它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应当承担起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与区域内其它城市协同发展。当今,创新是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首位,是引领区域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省域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信息技术的进步,首位城市已成为省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大城市是创新的策源地。首位城市集聚资源的能力越强,代表着自身创新产出的潜力更大。而首位城市与区域内其它城市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多极共生的创新系统,发挥首位城市在引领区域创新中的功能作用,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分析方法,探讨了经济首位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第一,通过文献回顾,对城市位序-规模等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建立起经济首位度对省域整体创新产出能力影响的理论框架。第二,从中国经济首位度现状、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三个维度,分析了首位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并探讨了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三,为了验证经济首位度对创新产出影响的理论假说,提取了关键性经济变量,通过建立基准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首位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第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介模型,厘清经济首位度可以集聚哪些资源要素,并且证实是哪些资源要素的集聚可以影响着创新产出。第五,根据实证结果,归纳总结得出本文的最终结论,考虑到不同省份之间发展的差异性现状,提出了区域间差别化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首位城市对省域整体创新产出的影响机理和实证分析,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发现:第一,经济首位度在不同经济板块之间的分布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且越是欠发达省份经济首位度越高。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首位度基本稳定在1.10左右,中部地区的经济首位度为2.00,西部地区的经济首位度最高,维持在3.30左右。第二,在一般情况下,经济首位度越高,首位城市的创新产出促进作用也应该越强,但事实上却存在着阻碍省域整体创新产出的现象。首位城市与次位城市的规模差距越大,其配置生产资源的能力越强,越能集聚更多的经济要素,可能对其他城市的资源要素有较强的虹吸效应,从而损害了省域整体的创新产出水平。第三,经济首位度提高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显著,而人为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对区域创新产出并不存在着正向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味推动省会城市扩容的政策是有失偏颇的。第四,在省域内的资源要素配置上,经济规模、行政干预等变量更多地影响着首位城市及其区域创新产出,而其他一些变量如创新存量、人口规模存量和固定投资向首位城市集聚,对省域的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十分显著。这表明经济首位度对区域整体的创新发展并不是各类资源要素的简单堆积,需要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和谐、有机、动态的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