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分析出口增加值率本身的性质，然后将出口增加值率分解为直接增值部分与间接增值部分，从理论上将影响出口增加值率的因素归纳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生产要素禀赋、对外开放的环境与政策三类，通过从WTO—OECD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GVC数据库等获取包括63个主要经济体从2005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对于全球价值链中参与位置的分析表明，出口增加值率的“微笑曲线”效应在发达国家中较为明显，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越接近中间，出口增加值率越低；对于生产要素禀赋的分析表明，技术密度对于发达国家的间接增值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资本密度则更多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而一国的要素禀赋的固定化很可能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相关；对于对外开放的环境与政策分析表明，提高关税将会打击新兴经济体的直接增值出口，但货币贬值可以保持新兴经济体在间接增加值出口中的竞争力，同时法制水平与政策执行水平的提高无疑也会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增值。对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较浅、后向参与度较深，整体参与地位处于中间部分的加工组装环节，有待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整体升级。本文实证结果证明，出口增加值率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决策的参考因素，使出口充分发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因此一国不仅需要在全球生产链上占据优势位置、促进自身资源禀赋向着高增加值的方向演变，还可以采取包括关税税率和汇率浮动、资本流动调控等经济措施及提高法治能力等政策措施来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