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染病家族中,艾滋病的危害性可谓是首屈一指。艾滋病经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引起,其危害性之大,在于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研制出能够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换言之,只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健康便会遭受巨大的损害,当病情的发展至艾滋病期,感染者几乎难以逃脱死亡的厄运。从世界范围看,有许多国家已经针对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进行了刑事规制,虽然各国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对于抑制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反观国内,目前我国刑法对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还未有明确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传播艾滋病病毒对社会的危害,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时至2019年“两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民进中央）提出了关于增设“故意传播艾滋病罪”的提案,这使得将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目前存在的问题。理论上,国内学者对于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的争议颇大,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的认定问题;二是刑法应当采用何种模式来规制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实践中,国内各地区法院对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所处的判决存在处罚力度参差不齐,认定方向一边倒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首先,明确区分“传播艾滋病”和“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并不等于患上艾滋病,据目前已有的医学统计,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最终发展到艾滋病期的概率并非100%。所以这两种情况从根本上讲是不一样的,刑法上应当规制的是“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其次,我国应当修改完善现行刑法,对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单独设立罪名。本文的正文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现状及危害,该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艾滋病的流行现状不容乐观的表现形式以及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艾滋病传播速度不断加快并且患者多集中于青壮年群体,加上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方式多样且传播行为隐蔽、极易得逞,使得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不仅及于个人的生命健康,同时还危及到家庭的安定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刑法必须规制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各种行为。第二部分是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刑法规制及不足,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目前刑法理论上存在的不同观点及其不足之处,同时整理了司法适用中各地区法院对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所作的判决。各学者与各地区法院依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认定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所触犯罪名主要涉及传播性病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本文认为无论适用上述任何一个罪名,都无法对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判决,唯有通过修改并完善现行刑法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判决不合理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国外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刑法规制及其启示,本部分主要分析国外法律中关于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的相关规定,大体分为两种模式——单独设立罪名模式与不单独设立罪名模式,我国最宜采取的方法是单独设立罪名的立法模式。第四部分是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独立成罪的立法构想,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单独成罪的罪名设定、直接故意情形中犯罪既遂的类型、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罪的构成要件及法定刑。本文认为,依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能对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处罚,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单独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罪”,并且将犯罪既遂的类型设置为行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