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替代性解纷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ADR）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现已成为显学之一。而目前此类研究多从宏观大局探讨，缺少对ADR具体类型的细致剖析。通过深入研究，笔者发现，民国时期附设于商会组织内部的商事公断处，作为商人解决纠纷的便利机构，它处于居间地位，能公平地评议商事纠葛、迅速有效地公断所受理的案件，它不仅是当时主要的商事解纷机制的方式之一，更是一种典型的ADR机制。本文试图以民国时期的商事公断机制作为研究内容，以期为现行多元化解纷机制提供一定的范式和历史借鉴。 本论文共分五部分。在引言中，笔者提出当前对民国时期商事公断机制研究中的问题并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现状。第一章论述民国时期商事公断制度的形成过程。第二章着重从民国二年制定的《商事公断章程》出发，主要从公断的依据、权限、程序三方面分析章程的内容，从而区别调解与仲裁之间的关系，指出民国时期的商事公断处是一种调解而非仲裁，在着重阐述民国时期商事公断处存在效力纷争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商事公断制度貌似商事仲裁，一裁终局，但此处不同的是其效力的发生，是以当事人双方意志决定，而非依第三者（即商事公断处）意志决定而生效，因为具有调解性质，但此类调解最终被赋予一定的强制执行力，因而是一种新型的调解制度，是ADR的典型代表。第三章，以上海、苏州、天津各地的商事纠纷案例，研究民国时期商事公断处的具体运作，笔者认为，从理案议事录中，可以清晰地阐释商事公断处在不违反法令规定的前提下，主要以商业习惯、情理为理案依据并以当事人双方协议为最终的公断方式。第四章，笔者深度剖析民国时期的商事公断制度所蕴含的法学理论，认为商事公断处具有非诉讼性、合意选择性、解决纠纷等ADR特征，是一种典型的ADR模式，目前若能在我国推行，既可以与全球化接轨，又可以对现有的小额诉讼起到补充解纷的作用，并为我国建设和谐化、多元化的解纷方式提供范式。同时，笔者认为从商事公断机制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法律借鉴，它正是法学家们所倡导的行业自治模式，通过当事人双方协商达成合意，充分体现民事自治，利于当事人之间的长远合作。第五章，笔者提出了民国时期商事公断制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现行工商联中构建调解机构提出几点建议，倡导构建和谐的多元化的解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