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企业等组织机构内部生产经营流程实现降本增效。随着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日趋成熟,全球领先的工业国家均提出了数字技术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乃至企业间的核心竞争力也展现在其对于高端技术资源的掌握与应用。我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原先制造、加工及装配的竞争优势不再明显,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陷入了低端锁定的窘境。为了突破这一瓶颈,我国制造企业积极利用数字资源优化其生产经营流程,其中制造企业服务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而现有关于制造企业服务化升级的研究,多数只是泛泛地从企业服务业务的营收占比以及与服务相关的要素投入占比进行研究,并没有聚焦到企业在国际化战略中服务业务的拓展。现今企业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国际经营的质量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充足的国际化竞争优势。因此,本文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典型的国际化经营活动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企业数字化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服务化升级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相关的边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挖掘制造企业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其国际经营如何实现高质量转型。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将数字化与制造企业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探讨了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资源优势,其国际化进程从原先提供简单的制造加工逐步向价值链的两端进行延伸。企业通过提供研发设计、远程咨询和培训等与服务相关的业务,进而获取高于产品本身的增值服务价值,即企业实现服务化升级转型。为了进一步考察边界情境因素的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动态环境及自身资源特性角度引入了企业所处市场竞争程度、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和国际投资经验,研究其调节影响作用。在实证检验的过程中,本文以2010-2019年的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了文本挖掘的方式构建关键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水平”,本文获取了 fdi markets数据库中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类型的细分,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服务化的定义为参考依据,手动筛选出与服务升级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0-1虚拟变量衡量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服务化升级”。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化升级的影响作用,并对调节变量影响主效应的结果进行检验。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改变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对上述结果进行了二次检验。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最后构建了工具变量进行了内生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化水平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服务化升级。（2）当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投资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越高、企业的国际投资经验越多时,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本文的创新点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创新,本文重点关注了数字化推动了制造企业国际化进程实现服务化升级,使其从原先的制造加工逐步拓展出与服务相关的增值投资业务。并且本文在现有服务化定义的基础上,区分出与用户相关的服务业务,定义为服务化升级,更能体现数字化水平推动了企业跨国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将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拓展到了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丰富了现有关于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化竞争优势的案例与理论研究。最后,本文引入了边界影响因素,明确了数字化影响企业国际化进程实现服务化升级的情境条件。从现实意义来看,其一,制造企业要想拓宽价值提供的路径,就应当突破现有简单的制造加工业务。企业管理者应当积极引入并利用数字技术,将现有生产经营流程与数字化相结合,提高现有流程的敏捷性,促进企业整体生产水平的提升。其二,制造企业应当更加注重终端需求的变化,以需求为导向驱动企业生产流程。企业应利用数字技术搭建虚拟平台,与价值链上下游建立合作共享的机制,这种价值共创的机制有利于企业创造高于产品本身的服务价值。其三,制造企业应该放眼国际化进程,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提高国际化经营的质量。企业应当利用数字化技术挖掘东道国现有市场资源,提高与服务相关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东道国消费者提供高于产品本身的增值服务,实现国际商业模式的升级转型。其四,国家或区域政府应当制定与数字化相关的普惠政策,健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良好的政策制定将引导企业积极引进数字化技术,并且在合规的基础上对数字化技术加以应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