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是指社会群体出于道德关怀自愿将自己的收入用于提升社会福利和支持公益事业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重要补充。近年来,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第三次分配也受到众多关注。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企业是慈善款物的重要捐赠来源,因此有必要重视企业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地位。由于税收优惠是促进企业进行捐赠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我国有必要构建起完善的税收激励制度来鼓励企业的捐赠行为。当前我国对企业捐赠适用最广的税收激励政策是企业所得税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即允许企业在其年度利润总额的12%限额内据实扣除其公益性捐赠支出。而该政策是否对企业捐赠起到了合理的激励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2012年-2015年的样本数据,使用聚束分析法（Bunching Approach）考察了年度利润总额12%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限制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通过对捐赠企业的聚束效应进行分解分析,判断当前的扣除优惠力度是否对企业捐赠起到了充分的激励作用。在此基础上,由于扣除比例限制的设置体现了扣除优惠力度的大小,若当前的扣除优惠力度不足,则需要调整扣除比例限制。而企业倾向的捐赠比例是设置扣除比例限制的重要参考因素,因为只有当扣除比例限制超过企业所认为的最优捐赠比例时,企业才不会受扣除比例限制的影响而降低其捐赠比例,进而才能使扣除优惠政策发挥最大的激励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从企业捐赠的自利动机出发,通过构建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来推导出最优捐赠比例所需满足的条件等式,并尝试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的样本数据进行企业最优捐赠比例的数值模拟分析,这对调整当前捐赠税前扣除政策的扣除比例限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的捐赠企业在年度利润总额12%的扣除比例限制处存在显著的聚束效应,并且通过观察其聚束分布后可以发现,12%的扣除比例限制对企业捐赠行为的激励效应要小于其抑制效应;第二,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不同的企业分类中,分别对非上市企业、民营企业和东部企业影响最大;第三,在企业捐赠是为了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的前提假设下,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捐赠可获得的收益不同,其对应的最优捐赠比例也有所不同。因此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参考企业最优捐赠比例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税前捐赠扣除政策的扣除比例限制,并且由于不同类型企业对政策的行为反应程度不同,通过捐赠可获得的收益也不同,因此在调整扣除比例限制时需重点参考受政策影响较大且捐赠激励空间较大的企业所倾向的最优捐赠比例;第二,促进企业捐赠需要从捐赠的广度和深度这两方面考虑,而目前的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对拓宽企业的捐赠宽度贡献较小,因此应考虑丰富与企业捐赠相关的税收优惠方式,如提供优惠税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