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殊时代,这一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市民文艺的活跃,文学价值的取向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新读者群的形成以及道德观念的更新,使文学界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倾向而不断冲击着复古思潮,即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民歌、戏曲、小说开始逐渐被欣赏,而“阳春白雪”的诗文的创作则相形见绌。明后期以后,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逻辑思维与情趣充斥了文学的各个层面。哲学上以王阳明、王守仁、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据时代潮流与社会要求而提出的儒学世俗化,又使戏曲、小说、市井民歌等新兴文学的市俗人性深深的扎根于儒学仁义道德的推广之中。处于这一时代潮流之下的冯梦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一生在仕途上驻足不前,潜心于民歌、小说、戏曲、笑话、经书等通俗文化的编辑与创作,泼墨成文终生不辍,复杂的作品与其所呈现出的复杂思想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封建文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特有的摇摆性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即是对“俗”之放纵与“雅”之收束。虽多染指于通俗文学,但冯梦龙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并未消解,其悲天悯人的政治道德责任感使其在提笔临文时不忘打磨意境,建构与拟想一个“大同”社会,以普渡被浇薄世风所麻痹的芸芸众生。本文第一章主要从冯梦龙所处的哲学环境和文学环境两种时代氛围出发,考察冯梦龙一生笔耕不辍的思想动力所在。从其所接受的哲学思想影响看,主要是对王阳明、李贽及汤显祖思想的承袭,进而形成独立的“情教”思想,渗透在文学创作中“雅”味十足;同时晚明时期文学已逐步走出沉寂枯滞的局面,随着市民势力不断增长,适应市民文化娱乐需要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逐渐走入昌盛。冯梦龙此时已摆脱了创作俗文学的心理负担,开始心安理得的用俗文学作为炫耀自我才学的资本与谋生的手段,力图融“大俗”与“大雅”于一身。第二章主要写晚明时雅文学的“俗化”和俗文学的“雅化”二者的关系是这一时期作家面临的共同困惑和矛盾,冯梦龙是其中一个较有典范性的作家。通过对冯梦龙多元作品的梳理以及对其矛盾人生的体验,从而挖掘出冯梦龙一生对多种文体均有所涉猎并取得不俗成绩,他在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文体作为自己的主要文学表达手段,而隐于这种选择之后的写作目的是以“情”劝世;审美动机是“雅”“俗”的相互包融与调适。第三章以“三言”为个案,写“三言”作为冯梦龙从“俗”随“雅”的典范之作,“雅”和“俗”二者在其中体现出了一种精致的对结,文人特有的文化底蕴使宋元话本的粗疏面貌实现了根本性的蜕变;而得当的“适俗”又使“三言”赢得了街头里耳的青睐,从而争取到了最大数量的受众群,为冯梦龙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便利条件。“劝世”观的处处体现,为冯梦龙作品中“雅”和“俗”的相纠相绕提供了最有力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