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保护区域之一,同时还是我国矿产资源供给区域之一。1949年以来,资源供应保障一直是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的主基调,矿业产值及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然而,该区域长期过量的矿产开发导致生态退化和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如何在环境约束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议题。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已明确。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大国担当,而且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因此,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下,如何建构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何种趋势;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效应等,是需要展开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国内外关于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定量分析的文献较为丰富,主要通过“耦合”模型对其进行模拟与评价。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第一,梳理和总结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的现状特征,应用VAR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的相互作用程度,深入理解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的耦合关系。第二,对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进行环境影响识别,应用加权TOPSIS法评价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探索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的耦合关系。第三,构建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情景分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并进行分地区的协调水平及发展趋势分析与讨论。第四,通过空间计量模型估算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性,并探索矿产资源开发对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对矿产资源开发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大,而矿产资源开发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10个冲击期内矿产资源开发平均解释了经济发展5.98%的预测方差,经济发展解释了矿产资源开发79.05%的预测方差。表明近年来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逐步由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迈进。第二,矿产资源开发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环境影响仍需高度重视,同时不同类型的环境影响具有差异性。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的综合环境影响评价值为0.36,评价等级为较差。其中,上海市的评价值为1.00,评价等级为良好;安徽省的评价值为0.47,评价等级为一般;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评价值分别为0.39、0.35、0.37、0.24、0.38、0.35,评价等级为较差;湖南省、贵州省、云南省评价值分别为0.15、0.15、0.11,评价等级为极差。第三,“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对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大保护”情景下,与经济优先情景相比2016年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之相似,2017年高出0.02,约高3.38%;预测到2025年较2018年增长0.04,涨幅6.34%,年均涨幅0.93%,较2025年经济优先情景高出0.06,约高9.82%。第四,矿产资源开发对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通过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得出矿产资源的利用水平、收益水平和集约水平每上升1%,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别上升0.112%、0.149%、0.022%,产量水平每上升1%,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下降0.113%。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优化空间结构,减少布局性风险;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动矿业城市资源产业转型升级;严格实行限采区限采制度,高污染和保护性矿种限量开采;推进矿山清洁化、集约化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建立流域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