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建设,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多种角色共同参与及良好互动以形成中国特色多元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效果。自我国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包括商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团体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起到的是“协同治理”作用,协同参与社会治理也是新时代党委政府赋予商会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商会组织履职内容与范围的发展变化,商会调解逐渐成为商会履行协同参与社会治理职能,服务非公经济领域的创新工作平台和便捷高效的承接载体。在实践中,工商联作为所属商会组织的指导部门和“娘家人”推动着商会调解的普及落实,不仅发挥商会组织在社会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促进了社会救济中的调解仲裁与公力救济中的诉讼、私力救济中的和解协商等多种救济力量的良性互动,还通过商会作为“中间人”,以商会调解员的专业技巧和行业信用,促进纠纷当事人明晰各自的权利义务,自愿履行调解协议,让企业与企业之间商业合作关系得以维护,企业与劳动者之间行为规范更加和谐有序。近年来,我国商会调解发展迅速,机构设立数量与商会调解纠纷成功率不断上升,商会调解与诉讼调解、仲裁调解和人民调解等调解机制形成了合作模式,实现了有效衔接。但商会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其商会成为中立第三方调解主体、调解全过程保密、缓解司法领域解纷压力、延续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等价值功能的发挥与探索商会作为多元解纷主体实行调解的深度理论研究还未获得业界的充分重视和支持,商会调解法律地位明晰、程序合理化设置、调解协议效力发挥与商会调解机构权威树立、商会调解模式对接、调解组织运行等方面亟需更加全面的保障。本文以广东商会为研究样本,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工商联及其所属商协会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我国商会组织参与调解的基本原理、近代历史发展实践路径、新时期组织形态特征与其产生的调解模式运作效果,并结合实际案例,对商会调解制度创设本身、制度运行效果上陷入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需求和不同国家地区调解业的发展带来商会调解制度的历史机遇,最后从立法视角、治理视角、商会视角提出充分凸显中国特色商会调解优势的具体对策建议。希望通过理论上的思考、实践中的检验,客观评价广东商会调解制度的特色、价值与运行成效,发现限制其合理有序发展的问题,应对问题探索完善新时代我国商会调解运作模式的实现路径,以期推进商会调解的制度创新,弥补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回应商会解纷息讼的实践需求,凸显中国特色商会调解有力成效,助力我国构建社会多元共治新格局,为国际社会推动ADR发展提供公共产品,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