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学在改革开放之后传入中国并正为建构一种“本土化”的学术典范而努力。现代新儒家是一个与跨文化传播息息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现代新儒学亦与跨文化传播紧密缠绕。从现代新儒学中发掘跨文化传播思想乃是跨文化传播学本土化与儒学现代化相向而行的共同要求。学界通常以“三代四群”的架构为新儒家断代,每一代（群）新儒家跨文化传播思想都表现出了一以贯之而又各具时代特色的思想品质。作为第一代第一群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持“意欲文化说”与“文化三期重现说”,将跨文化传播视作世界文化“联合组阁”背景下的“轮流坐庄”,力图在跨文化更替与跨文化传播之间寄托思想张力。贺麟是第一代第二群新儒家中的逸侪,他用自家独到而严密的“文化体用论”作为文化哲学的基础论证其“以心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跨文化传播原则并借此批判“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在近代中国常见的跨文化传播缪见,真正向往“面向人类文化本身的传播”。唐君毅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佼佼者承继了贺麟的“新心学”文化观而发展出“心统文化”的文化认识论并以“心与心交光互映”定义跨文化传播。唐氏依“心同理同”的文化本体论建构了各民族文化互感互通的“太和世界”而强调跨文化传播的整体性,怜“花果飘零”的文化现实起草了“自作主宰”与“敬意同情”的文化宣言而突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性,但在总体上失之于虚玄抽象且不自觉地趋近保守。第三代新儒家一反其前辈的保守之势,其思想在“文明对话”时代进一步向“天下无外”转向。其中,刘述先的“理一分殊”思想在消解当代文化全球化与在地化、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以及中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最为有力,刘氏亦因之以成新儒家跨文化传播思想的集大成者。新儒家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在历时性维度上呈现出日益开放的趋势,在共时性维度上则表现出“文化决定论”、“心性还原论”以及“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等整体特征;就价值而言,它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充分体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思想成果;就缺陷来说,“内圣”难以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家通病给跨文化传播带来了“行难及知”的实践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