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前在精准扶贫的推动下,绝对贫困被消除。尽管在特定政策背景下,乡村参与贫困治理的多主体均有协同行动的发生,同时乡村多主体协同是现实和学界均被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针对贫困治理不同层次的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在具体贫困乡村在协同治理行动发生的协同规则的研究仍存在深入程度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将协同治理行动带入具体场域中去探究协同规则对治理行动的影响。当多主体协同行动发生后,为什么协同行动效果仍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在精准扶贫的推动下,绝对贫困被消除。尽管在特定政策背景下,乡村参与贫困治理的多主体均有协同行动的发生,同时乡村多主体协同是现实和学界均被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针对贫困治理不同层次的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在具体贫困乡村在协同治理行动发生的协同规则的研究仍存在深入程度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将协同治理行动带入具体场域中去探究协同规则对治理行动的影响。当多主体协同行动发生后,为什么协同行动效果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本研究立足于协同治理理论,去探析在乡村中影响多主体协同规则建构的具体影响因素。在团队前期调研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再次前往地处武陵山国家级连片贫困地区的M村深入访谈取得一手资料,同时选取另一个同样在武陵山区的贫困村H做调研。M村是以社会力量带动内生发展动力,政府以辅助的形式达到脱贫,同时也出现环境的破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市场秩序的混乱等问题;H村是在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引导资源的输入,带动当地村民走向脱贫,但在这一过程政府的越位和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导致村民主体弱化。M村和H村在脱贫后存在诸多协同困境皆反应出协同规则缺乏的问题,这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案例。结合理论对两个案例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通过对多元主体在协同行动规则建立准备期、协同规则建构过程和应用阶段的详细分析,寻找到当前乡村协同受阻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M村和H村在协同规则建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协同规则建立准备期:影响M村的是领导者和资源两方面因素;而H村则是在知识这一方面。在协同规则建立过程中,主要从原则性参与的角度探析,影响M村的因素是公平讨论和利益平衡两方面;H村则是公平讨论、开放沟通、利益平衡这三方面因素。在协同规则应用期:影响M村的是在制度安排、合法性认知、承诺这三方面;而H村则是在合法性认知和承诺两方面。基于以上得出以下结论:一、多主体协同行动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各主体间没有形成具体的协同规则加以规范协同行动;二、原则性参与是构建规则的有效办法;三、规则的应用阶段要在信任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制度化的安排,进而能得到多主体的具体承诺,使得协同行动良性开展。同时完善乡村贫困治理协同规则,需要从健全协同规则建构初期的要素准备、加强协同规则建构过程的原则性参与、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协同规则应用三个方面着手。
其他文献
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然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存在“政府干、农民看”的主体错位困境,农村内源动力不足,制约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推进与成效取得。近些年来,随着政府治理出现转型,尊重农民主体性地位、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等与内生式发展理念相契合的话语体系,频繁地见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政策文本之中。吊诡的是,现实中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依然存在着政府过度主导,农民被动参与、或是参与有限、
在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过程中,公民的角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共同生产回应了当前公共服务供给面临诸多困境的现实,强调公民不仅是服务的使用者,还可以作为生产者与政府机构共同致力于公共服务的生产。近年来,共同生产成为研究热点议题,其中社区垃圾分类是社区治理中一个典型的共同生产管理活动。本研究以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作为具体研究情境,基于“助推”的框架效应理论,探讨框架效应中的信息策略对居民参与社区垃圾
建筑业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合谋行为的普遍性对其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严肃整治建筑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背景下,工程投标合谋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研究表明,工程投标合谋行为往往是一个具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复杂决策,合谋个体决策的心理活动难以明确,合谋意愿和合谋行为具有特别的属性特征,由此给监管者发现和治理合谋带来极大困难。因此,从投标人行为认知的视角出发,研究合谋意愿到合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深化,公租房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关注点逐渐从“量”的完成转向“质”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公租房住区公共资源的重要构成,其供给的适配性和均等化是公租房建设“质”的保证。然而,以往大规模的偏远选址与集中建设忽略了公租房住区居民这类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强依赖性,设施滞后或“非均等、错匹配”的困境激增了许多社会问题。有鉴于此,论文旨在评测和探究公租房住区公
工业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是非洲2063愿景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新时代中非发展合作的关键领域。以民生为要旨的发展合作逐渐聚焦边缘化群体的福祉与发展需求。随着“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的推进,非洲国家借鉴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将工业园列为重要的政策工具。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着力在非洲国家建立一批境外合作区,非洲园区的开发与建设得到了极大推动。当前,工业园在非洲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发展已取得积极进展,但
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不确定和复杂化的“全球风险社会”,全球性突发事件频发,2019年爆发的COVID-19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时至今日,全球疫情依旧不断反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成为全球命题。回顾我国应急管理70年的发展历程,基层社区作为减灾单元成为新时代应急管理的新向度。后疫情时代,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层社区应急管理显得愈发重要。与此同时,韧性被学
儿童成长关乎社会发展,其心理健康问题备受各界关注。国家陆续出台了儿童心理健康政策,各级政府积极落实,但学界却鲜少有人研究儿童心理健康政策执行效能及其作用。儿童心理健康政策执行效能指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表现出的能力,及目标落实效果的综合体现。研究儿童心理健康政策执行效能及其作用,不仅有利于丰富公共管理中政策执行的相关内容,且有利于维护儿童心理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本文在文献分
社区基金会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国家层面也多次对社区基金会这一新兴组织表示支持。然而,与社区基金会作用愈显重要、数量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区基金会发展良莠不齐,本土化程度不足导致部分社区基金会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要想在新时代破解社区基金会发展困境,让社区基金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把握社区基金会在结构、文化、认知等方面嵌入社区的程度,明确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影响因素,助力其实现更高水平
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系统延伸在基层的最末端,它充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而基层公务员,则是党和国家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落脚点”。基层政府承担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沉重压力,而这些压力需要广大基层公务员来共同承担。所以增强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获得感,提高他们对基层公务员的职业认同度和工作投入度,是一个事关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安定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经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个案访谈等研究方法,主要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新公共服务运动的兴起,公共服务满意度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作为衡量公共服务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制度模型,二是期望失验模型(The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Model,EDM),三是认知心理模型。制度模型认为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对清晰、直接的公共服务的直接绩效评价,例如对街道清洁的满意度评价;期望失验模型是制度模型的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