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精准扶贫的推动下,绝对贫困被消除。尽管在特定政策背景下,乡村参与贫困治理的多主体均有协同行动的发生,同时乡村多主体协同是现实和学界均被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针对贫困治理不同层次的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在具体贫困乡村在协同治理行动发生的协同规则的研究仍存在深入程度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将协同治理行动带入具体场域中去探究协同规则对治理行动的影响。当多主体协同行动发生后,为什么协同行动效果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本研究立足于协同治理理论,去探析在乡村中影响多主体协同规则建构的具体影响因素。在团队前期调研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再次前往地处武陵山国家级连片贫困地区的M村深入访谈取得一手资料,同时选取另一个同样在武陵山区的贫困村H做调研。M村是以社会力量带动内生发展动力,政府以辅助的形式达到脱贫,同时也出现环境的破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市场秩序的混乱等问题;H村是在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引导资源的输入,带动当地村民走向脱贫,但在这一过程政府的越位和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导致村民主体弱化。M村和H村在脱贫后存在诸多协同困境皆反应出协同规则缺乏的问题,这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案例。结合理论对两个案例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通过对多元主体在协同行动规则建立准备期、协同规则建构过程和应用阶段的详细分析,寻找到当前乡村协同受阻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M村和H村在协同规则建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协同规则建立准备期:影响M村的是领导者和资源两方面因素;而H村则是在知识这一方面。在协同规则建立过程中,主要从原则性参与的角度探析,影响M村的因素是公平讨论和利益平衡两方面;H村则是公平讨论、开放沟通、利益平衡这三方面因素。在协同规则应用期:影响M村的是在制度安排、合法性认知、承诺这三方面;而H村则是在合法性认知和承诺两方面。基于以上得出以下结论:一、多主体协同行动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各主体间没有形成具体的协同规则加以规范协同行动;二、原则性参与是构建规则的有效办法;三、规则的应用阶段要在信任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制度化的安排,进而能得到多主体的具体承诺,使得协同行动良性开展。同时完善乡村贫困治理协同规则,需要从健全协同规则建构初期的要素准备、加强协同规则建构过程的原则性参与、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协同规则应用三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