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告急,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当前,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形势严峻,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等。如何应对环境危机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宇宙飞船经济理论、环境承载力理论、保护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以及法的公平性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为生态功能红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生态功能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最低保障线,是确保公众健康的“生命线”,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14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写进该部法律中,标志着生态保护红线由政策向法律制度的转变。当前,我国有关生态功能红线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规范,且以政策形式居多,部分地方立法对生态功能红线的规定还很不全面,地域性色彩浓厚。生态功能红线制度的实施还面临国家与地方立法不足、生态功能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使用混乱、红线管理的基本原则不明确、红线的划定与管理主体不清晰、红线划定与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红线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针对当前我国生态功能红线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借鉴地方生态功能红线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第一,制定生态保护红线专项行政法规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内容进行统一规范;第二,理顺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功能红线的关系,并严格区分二者的概念;第三,完善生态功能红线划定与管理的基本原则,将生态功能红线划定的基本原则法律化,同时明确“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和“管控结合、分级保护”原则为红线管理的基本原则;第四,明确生态功能红线划定与管理主体,建立红线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第五,通过规定公众参与权、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宣传教育、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等措施保障生态功能红线中的公众参与;第六,通过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丰富红线激励措施等保障机制来保障生态功能红线制度的实施,同时,明晰和强化越线法律责任,使生态功能红线制度真正实现法制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