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就是以机会均等的需求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综合的、有效的、价格可承受的金融服务。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自2021年以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愈发迅猛,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降低成本,增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贫困人群和中小微企业能够享受到保险服务等金融服务。本文界定了数字普惠金融和保险密度的概念,并介绍了长尾理论和金融排斥理论,其中,针对数字普惠金融,本文界定了其内涵、技术驱动因素以及特性;而针对保险密度,本文则界定了其内涵和测度。相关理论则介绍了长尾理论和金融排斥理论。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保险密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保险密度之间是“正U型”非线性关系。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保险密度,原因在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创业进而正向影响保险密度;其次,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城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而对保险密度产生正向的影响;最后,通过改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数字普惠金融也能够增加保险密度。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又可能降低保险密度,原因在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投资选择,导致购买保险的资金被分流,进而降低了保险密度。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增强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使得企业的保险需求降低,同样降低了保险密度。这两个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最终对保险密度的影响表现为“正U型”非线性关系。除此之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保险密度的影响具有东中西部异质性,东部地区的拐点右于西部地区的拐点,而西部地区的拐点又右于中部地区的拐点,其中后二者的值很接近。另外,就金融发达地区和金融欠发达地区异质性而言,金融发达地区的拐点右于金融欠发达地区的拐点。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给出一些政策建议: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保险密度之间的“正U型”非线性关系,各个地方政府需要出台各种措施下大力气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便尽快超过拐点,从而增加保险密度。第一应该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地区差异;第二要加大金融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力度;第三要让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金融供给能力均衡得以实现;第四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而增加保险密度;第五则是要促进保险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