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社会内部的体制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改变的最终结果就是消费社会的全球化体制及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culture-ideology of consumerism)取得支配地位。消费社会以西方社会的普选权及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和生产者的消费者化为标志，使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获得了在日常生活体制层面的表述形式。这种对自由、民主、平等等“现代性”基本价值的日常生活化表述体制构成了消费社会的结构逻辑，从而让消费社会的种种文化形态成为可能。以此为基础，本文着重探讨了消费社会全球化体制下“语言”的解放运动所导致的文学语言及文学文本的多元化以及在多元化的文学语言及文学文本世界中传统文学文本边缘化的现象以及其中包含的对于“文学”的意义。现将本博士论文的创新点和学术价值概述于下： 西方重要的消费社会理论对上述社会体制层面的转变，在社会正义理论范围内的意义迄未作出有正面建树的讨论，而对消费社会及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或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评实际上又暗中立足于现代以来的诸种社会正义理论。这样，在未经清理的现代社会正义理论视野下受到打量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形态已不可能不饱受质疑和诟病。本文以回溯“现代性”社会正义理论的一些基本误失为前提，检讨消费社会体制在社会正义(历史正义)论视野下的价值基础，阐明消费社会是“现代性”奠基以来，“现代社会”自身转进在逻辑上必然走向的一个阶段，也是“现代性”理论中左、右两派思想家的论战所表征的实践层面的“阶级斗争”所推动的一个结果。 本文认为，在西方思想界的论述传统中不断面临相互冲突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的价值论基础，一再成为质疑消费社会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本身，即是必须对之进行质疑和清理的首要问题。通过本论文的细致辨析，原来在西方思想界的论述传统中总会在种种地方相互冲突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构成“现代性”核心的基本价值，找回了各自由以出发的地基—这就是“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不过是“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这一最终价值基础 (或正义论基础)在不同意义领域内的表现形式。只要始终坚持从“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这一“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始基础去打量“自由”、“民主”、“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遭遇这种种基本价值在传统“自由观”、“民主观”、“平等观”下可能遭遇的种种不解之结。而又正是在这里，“消费社会”及其文化意识形态以其在历史上迄今为止首度达成的“消费者公民社会”的社会结构逻辑展露了其不可辩驳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种“合法性”以“现代性”视野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超越传统的政治领域贯彻到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完整形态表现出来，并且也是以“现代性”视野中无法想象的上述基本价值相互融贯、互为支撑的方式表现出来。消费社会的结构逻辑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融贯一致的基本社会体制及其文化形态，是一个体制性的巨大“启蒙文本”，由此奠定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合法化进程，是消费社会生活形态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包含的被传统的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所忽略的不可忽略的基本意义。 本文认为，消费社会的结构逻辑从根本上说，即是所谓市场民主制。这是与近代货币信用货币化的历史进程相伴而生的体制。货币的信用货币化，意味着持币者公民社会的最终确立。货币信用货币化表明国家作为货币发行人的权力己是公民社会的普遍契约授权的权力。它己不可能是某种可以单方面改变货币交易条件(亦即获取货币记录的条件)的专制权力，而是一种对任何货币交易者而言中立的权力—一种公共权力。同样，信用货币之为信用货币也要求民间的货币交易遵循信用原则，亦即以自由自愿的交易为取得货币的唯一条件这一交易原则。这一原则规定了“持币者公民”作为普遍有效的身份在货币交易行为中至高无上的权利，同时也使当事人双方成为某种交易所当之事的最高主权人。以此为基础的市场民主制，把公共生活中每件具体而微的公共选择交到了以“货币”作为“选票”的消费者手中。因此，“生产者”的“消费者”化是与国民普选权的取得和社会福利体制保证每个人在最基本的限度内持有普遍有效的“消费者身份”互为表里的历史事件。 以此为基点来考察消费社会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可以看到，自早期的齐美尔和蔚成大观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来，饱受垢病的消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以及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消费社会文化，其内在的合法性其实坚不可摧。据此，因忽视消费社会作为“现代”以来在“现代性”内部所发生的合法化运动的最终历史成果所内在地包含的合法性，站在前后现代或前消费社会时期的精英主义立场上展开的对消费社会的批评，其有效性已大可质疑。本文也循此试着对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消费社会有关的代表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