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国际分工与合作,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洗牌和进行布局。跨国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多方涌现。中国始终奉行对外开放,坚持“走出去”战略,将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至全球,积极利用全球市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为了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发起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然而由于沿线东道国制度环境各异,跨国经营涉及诸多制度风险,对外投资难题接连不断,部分公司甚至出现投资失败。企业逐渐认识到要有效识别、合理规避制度风险,以此来保障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因此,本文深度探讨了制度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发挥的作用机理,希望帮助企业改善管理,提升投资绩效,从而实现中国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发展,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8个样本国,选取较长的时间跨度,建立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通过对制度质量进行指标化的评估,指标涵盖六大方面,分别是发言权和问责权、政权稳定和无暴力主义、政府办事效率、政府规制能力、法律规制以及腐败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两国间制度距离,最后,检验了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制度距离所产生的作用机理。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其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了来自制度距离的阻碍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其二,将制度距离分为两种方向来看,无论是负向还是正向制度距离,都表现出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作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倾向于制度接近的东道国。其三,考虑两类制度距离方向的差异,对实证结果并没有产生影响。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始终保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相关关系。两者具有一致性,均呈现反向发展的特征。其四,以中国为参照标准,区分不同国家制度质量的优劣差异,可以发现两种制度环境的东道国带来的制度距离的阻碍作用大小不同。制度环境优于中国的东道国受到的阻碍作用要更小,当制度环境差于中国时,阻碍作用更明显。另外,本文还发现,中国倾向于对经济发展水平高、距离成本较小、劳动力充裕、税负水平较低与对外贸易较为开放的东道国投资。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为更好地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本文将研究的对象限定为沿线国家,同时选取较长的时间跨度,充分考虑发言权和问责权、政权稳定和无暴力主义、政府办事效率、政府规制能力、法律规制以及腐败控制等综合制度环境情况,并将其进行指标化的评估后,计算出制度距离,由此来分析两国间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解释中国OFDI区位选择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第二,本文对东道国类型加以区分,考虑东道国收入水平和制度距离方向的不同,对制度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中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