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构建智慧能源系统。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于能源的需求不断攀升,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现状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能源的智慧化、低碳化、清洁化转型对以数字化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的背景下,我国的数字化水平将迎来新的飞跃,探索数字化如何影响能源环境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了2007-2017年全国城市级的面板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SBM模型分别测算出数字化水平与能源环境效率,并使用门限回归探索了数字化水平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全文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化水平呈现稳步增长、依次递减的态势。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中西部地区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2）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地区差异。2009-2013年,“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导致大部分城市的能源环境效率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下降。2013-2017年,部分城市的能源环境效率逐渐企稳回升。各地区均有城市的能源环境效率位于前沿面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与组内差异按照“东部—西部—中部”的顺序依次递减。（3）数字化水平对能源环境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且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数字化水平对能源环境效率的边际影响先降低后升高。外国直接投资提升了城市的能源环境效率,固定资产投资则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固定效应OLS的回归结果表明门限回归避免了辛普森悖论的出现,回归结果是可信的。（4）数字化水平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程度与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处于第三、第一和第二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且其对能源环境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依次递减,符合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5）数字化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对能源环境效率了非线性影响。其中,数字化水平对技术水平产生了正向、非线性的作用,进而影响能源环境效率;数字化正向作用于组织效率,进而通过组织效率对能源环境效率的非线性作用影响能源环境效率。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数字赋能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地域优势,因地制宜提升能源环境效率;强调因城施策,选择与城市规模相适应的发展路径;先富带动后富,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畅通影响机制,提升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