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总结与沉淀,不断塑造、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与风险偏好,最终作用到其经济行为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针对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企业行为这一问题,学者们尝试着通过“文化——个人——企业行为”这一链条,揭开文化影响企业经营决策及经营成果的神秘面纱。目前关于文化与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国家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出发,很少有学者关注传统民俗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民俗文化是我国起源最早、约束面最广的深层社会行为规范。本命年民俗作为我国传承千百年的民俗文化,也参与塑造了人们的偏好与行为。在本命年多坎坷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风险规避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特征外化形成相应的民俗,而本命年民俗也以稳固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二者相互促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从而形成个人的文化因素特征,最终作用到其经济行为中。那么,作为在企业中拥有资源和权力的CEO,其受本命年民俗文化影响所形成的风险偏好则直接体现在企业的财务决策当中。企业中流动性最强的,便是现金资产。而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更是凸显出了现金的持有和管理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如何评价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是否合理以及现金持有水平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本文选择2007-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CEO是否处于本命年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如下:第一,CEO处于本命年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更高。这是因为基于本命年风险规避的心理特征所形成的文化因素特征,会影响CEO的经营决策,也包括企业现金持有决策。因此,当CEO处于本命年时,风险规避程度提高,持有现金的预防性动机将会增强,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强的现金资产。第二,从CEO教育水平来看,教育水平高的CEO更易表现出过度自信,在进行财务决策时偏好风险,这些可能抵消了其处于本命年时的风险规避心态,即相对于教育水平高的CEO,教育水平低的CEO处于本命年时所在企业具有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第三,相对于正式制度发展较好的地区,本命年民俗文化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发展较差的地区显著影响CEO的现金持有决策。此外,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中,拓展性地研究了不同职位的管理者本命年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对CEO本命年和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除了本命年CEO外,本命年董事长并不能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第二,与国有企业相比,CEO处于本命年时的高额现金持有行为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稳健性检验中,在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增加个人层面以及公司治理层面控制变量以及替换了正式制度分组标准,并对现金持有增量进行进一步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CEO在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应当具有判断力,培养持续学习的意识,适当地接受股东的建议并加以参考,更多的关注自己是否受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相关的潜意识行为。第二,在CEO的选择任用上,上市公司不应忽略民俗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应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民俗文化会影响CEO的价值观和决策态度,并对CEO受民俗文化产生的潜意识行为加以关注,注重其与企业战略的匹配程度。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民俗文化会影响个体价值观和决策态度,并对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不应武断地评价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好还是坏,而是应当对这种现象给予足够地重视,进一步探索其对决策效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贡献和创新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本文拓展了国内“文化与财务”领域的研究,为民俗文化影响管理者风险偏好提供了部分证据,同时也从侧面证实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也因文化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期间上的差异,也为文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管理运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从管理者文化背景特质这一因素展开研究,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相关文献的同时,也是对管理者特质与公司行为方面文献的补充与完善。第三,本文将微观层面的CEO个人特征、宏观层面的正式制度发展程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CEO文化背景特质和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补充与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