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与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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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公共财政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要求不断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约束政府的财政行为,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同时降低市场与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更加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从而获得融资成本上的优势。此外,提高财政透明度还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有助于地方招商引资,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总而言之,对建立规范、透明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城投债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产物,历史上可追溯到94年分税制改革,经过多轮城投政策的监管,城投债仍与地方政府保持难舍难分的密切联系。2010年为城投公司的监管元年,随着19号文的出台,城投债务被分为三类,归属一类债务的在建项目不允许通过城投平台进行融资。此后,城投公司经过多轮宽松与收紧的周期。期间较为典型的事件有:2014年6月43号文的出台,明确厘清城投平台与地方政府的债务关系,并赋予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的权利,这意味着取消地方政府的显性担保,但隐性担保仍在。随着2016年10月88号文的发布,中央政府开始处理地方债务风险,以防风险为基调,着手严控系统性金融风险。2018年资管新规的出台,对非标进行严厉的打压,城投公司融资环境持续收紧。总的来看,城投公司的风险与性质正在逐渐改变,在当下的时间点分析城投债问题显得格外有意义。财政透明度背后体现的是地方政府的信用,会影响城投债发行利差,然而鲜有文献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18年至2020年为时间窗口,以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等品种的城投债(剔除含权债与私募债)作为研究样本,选取我国地级市城投债的发行利差为被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宏观经济因素(地方GDP增速)、区域财政因素(财政自给率=公共预算收入/公共预算支出)、债券自身因素(债项评级)、发行主体因素(ROA、总资产)为控制变量,通过门限模型来检验财政透明度对发行利差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再结合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与债券类型固定效应,研究不同组别下财政透明度对发行利差的影响。具体来看,首先,构建门限模型来检验地级市财政透明度对城投债发行利差的非线性关系;然后根据门限回归确定财政透明度的门限值,并用来对地级市财政透明度进行分组处理;最后在不同财政透明度组别中运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财政透明度对发行利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结论一,财政透明度对发行利差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在不同财政透明度组别的地级市中,财政透明度对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影响分析不同,模型的变量系数发生结构性变化。结论二: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对于低财政透明度的地级市,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发行利差。当财政透明度小于等于70.23时,财政透明度对发行利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背后的原因在于,在财政透明度较低的地级市,地方政府往往存在一些负面状况,随着政策强制要求财政透明度增加,地方政府暴露出负面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对应的城投债发行利差上升。结论三,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在中财政透明度的地级市,财政透明度对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影响不显著。当财政透明度大于70.23小于等于82.43时,财政透明度对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市场投资者对中财政透明度地级市的认可度开始改善,但仍不能显著降低城投债发行利差。结论四: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在高财政透明度的地级市,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促使城投债发行利差降低。当财政透明度大于82.43时,财政透明度对城投债发行利差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背后的解释是,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城投债发行主体与市场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性得到进一步缓解,政府债务水平、偿债能力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下降,使得投资者要求的相应风险溢价减少,从而导致城投债发行利差的降低。本文从地级市财政透明度的角度来研究财政透明度与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关系,厘清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并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向更加规范、透明的方向发展。实证研究的结论不仅能为财政透明度与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关系提供有力证据,而且可以为城投债投资者构建择券策略,引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财政信息公开,以及监管机构加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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