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对银行监管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巴塞尔委员会并签订了巴塞尔协议,旨在对国际银行开展资本监管,经历多轮修改完善后,目前全球已步入“巴塞尔协议Ⅲ”时代。相较而言,我国的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起步较晚,直至2004年银监会印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银行制定明确的监管要求与惩戒机制,才实现了对银行的“硬约束”。2013年开始实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在多个方面向国际上代表资本监管最新动态的“巴塞尔协议Ⅲ”对标,因此该办法又被称为“中国版Basel Ⅲ”。自《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实行至今已逾9年,已有研究对其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防范风险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但还较少有研究对其引导银行信贷投向的政策效果进行检验。本文基于我国45家银行2009-2020年数据,创新性地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其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政策效应渠道和调整资产风险权重后对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的影响,以求为监管当局在防范银行金融风险的同时降低可能造出的信贷“挤出效应”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实证结果显示,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后,资本压力较大的银行更倾向于通过“风险承担渠道”满足监管要求,显著下调了风险加权资产占比,而对于杠杆率的调整不明显。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下调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后,资本压力较大的银行提高了个人贷款占比,但部分商业银行通过隐藏不良贷款的方式逃避监管,大量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未确认为不良贷款,使得政策效果有所折扣。另外,本文通过拓展研究发现,银行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已经颁布但尚未正式实施的2012年就对政策做出了提前响应。此外,由于监管要求银行最迟于2018年底前达标,6年的缓冲期给予了银行更充足的时间补充资本和调整资产结构,在监管最后期限前,资本压力较大的银行更倾向于通过“银行资本渠道”满足监管要求,同时提高了其风险加权资产占比和杠杆率,对于信贷结构的调整则不显著。基于此,本文分别从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