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不难发现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往往被忽视,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对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及其日后可能陷入生活困境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被害人不仅承受了犯罪行为的痛苦,还要在被国家与社会遗忘的角落艰难生存,如此委实难言是真正的、全面的法律所需要的正义。二十世纪以来被害人权利运动的发展使得对被害人予以补偿和保护的实践席卷全球,被害人正义逐渐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我国学界同样注意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一议题,同时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相应的理论成果。实务界也积极响应进行了有益摸索,全国不少地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实践工作逐渐落地铺开。十余年来,从山东淄博、青岛的“单打独斗”,到补偿工作“全国一盘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工作保持持续推进、稳中向好的局面,在维护被害人权益、助力被害人生活回归正轨、预防纾解潜在风险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立法层级较低,目前的补偿规范体系中,法律法规数目少、占比低,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工作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这将极大影响补偿工作的规范性。二、补偿资格条件不合理,对于经济状况的过度考量严重限制了被害人补偿工作的覆盖面,而对近亲属及其顺位规定的缺位则易引发道德危机。三、补偿项目及数额有待增加,一方面过低的补偿限额与制度目的极不匹配,补偿金陷入“鸡肋”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缺乏精神损害补偿则不利于被害人精神健康的重建。四、补偿程序不健全,救济程序和时限性规定的缺位影响了补偿工作的效率,使得被害人国家补偿有再度沦为“法律白条”的危险。我国台湾地区于上世纪末开始全面开展了刑事被害人补偿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回顾我国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历程及内容介绍的基础上,立足现实国情,得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完善路径有:制定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这既是贯彻落实宪法、尊重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各部门配合,统筹中央与地方补偿工作的现实要求,广泛的社会共识、前期的经验积累以及充足的物质条件也为专门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实现基础;在补偿资格条件上,取消“生活困难”的限制条件以扩大补偿的覆盖面,同时对近亲属及其顺位予以明确规定以最大限度发挥补偿金的作用;在补偿数额及项目方面,提高补偿的最高限额并增加精神损害补偿,从而为被害人身心恢复、生活重建提供助力;最后,完善补偿程序中的救济程序和时限性规定,发挥救济程序的纠错功能,提高补偿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