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新媒体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的舆论生态,还重塑着公民的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和相对自由的社会化媒体的结合,为探究媒介使用的政治效果提供了独特的契机。大众传媒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大众传媒在介入公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公民获得政治信息、了解政治文化、习得政治知识的重要工具。媒介不仅改变了公民的生活方式,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公民对政治的态度、情感,进而影响了公民的政治行为。公民政治参与是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产物,自下而上地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趋势,也是国家治理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政治参与不仅是维护公民自身利益最根本、最直接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判断媒介使用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媒介促进社会治理参与的可能路径,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必然要求。媒介具有重要的政治沟通、政治社会化、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功能。随着现代化浪潮的袭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否会受益于媒介使用?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是否会对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有影响,这一影响产生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研究发现,在政治效果的研究中,个体心理层面特质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有学者曾提出政治参与行为的实施与否及表现差异,通常会受到个体参与能力与心理动机的影响,据此,作者引入“社会公平感”作为公民心理动机的中介变量,立足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公平理论,以中介效应模型为基础,设计本文的研究框架。本文以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聚焦公民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Logistic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探究不同媒介使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作用;再通过OLS回归分析探究公民媒介使用对公平感知的影响;最后,通过Logistics模型分析在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的作用下,公民媒介使用如何影响政治参与行为。以此完成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的三个步骤,为理解公民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研究发现,（1）公民的信息获取方式以新媒介为主,尤其以互联网为主。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成为已经成为公民第一大使用媒介;（2）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不足一半的人参与过村/居委会的投票。女性群体、年轻人（18-34周岁）群体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更高;（3）传统媒介使用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新媒介使用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有显著的负向作用;（4）公民使用媒介对其社会公平感知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使用传统媒介会增强公民的社会公平感;使用新媒介会降低公民的社会公平感;（5）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公民社会公平感越强,越容易发生政治参与行为。此外,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本研究证明了社会公平感在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上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通过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介的引领、示范作用;利用和规范新媒体环境,促进信息系统的健康运转和多角度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可以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