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说认为,在合同发生违约时,倘若没有另行商定,合同解除权的主体一般仅为守约方。因此,守约方可自由选择合同延续或结束。然而,在实践中,某些合同因违约行为而不能履行或难以履行时,一方面,守约方要求继续履行;另一方面,违约方由于继续履行会对其产生明显不公平的后果,不愿继续履行,由此,合同陷入僵局,双方权利义务得不到清算。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证成和设计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实践难题,同时是对法定解除权制度的新的理论发展。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是解决合同僵局的最佳方案,这是文章的主题,证成这一权利并建构其制度内容是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故而,文章有如下内容:第一部分是权利概述,解决该权利“是什么”的问题,这是研究的逻辑起点。该权利是违约方享有的合同法定解除权,应当具备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价值条件。尽管权利主体是违约方,其所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受任何影响。此外,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形成权性质与诉讼或仲裁程序的限定可以得到恰切的结合。第二部分是权利证成,解决该权利“为什么”可以成为法律权利的问题。具体又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第一,在理论层面,首先,新兴权利理论可以详细考察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兴起过程;其次,根据新兴权利关于价值分析的理论,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符合公正、平等、效率、公序良俗等社会主流价值,是从权利主体方面进行突破,从而在合同僵局情形下引导合同走向解除的变通手段;再者,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严格的构成要件、限定的行使程序和不免除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使得该权利具有政治无害性,不会导致守约方利益的减少以及价值和原则的混乱,可弥补该权利价值证成方面的不足。第二,在实践层面,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不仅具备实在法基础,且可以填补其他制度设计的漏洞与不足,具备入法的必要性;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形成的关于该权利的价值证成理由、构成要件、法律后果及其行使方式的共识,也呼应着该权利的确立。第三部分是制度建议,解决该权利“怎么样”建构的问题。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应当采用“以司法续造为基础的渐进式入法路径”作为法治化建构路径,从个案裁判到司法解释,最后进行立法确认。在现阶段,应当优先采用法律解释方法,结合解释《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和第580条第1款。根据导致根本违约行为背后原因的不同及其造成的客观结果,应当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后果,由此应在第563条中明确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适用情形,并限定其行使方式为诉讼或仲裁,同时应删除第580条第2款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上,构成要件的判断、维护守约方的利益以及救济违约方遭受的扩大损害等问题,均需要进一步探索裁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