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当下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从历史经验去寻求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方案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途径。并且,清朝的版图与族群结构与今天最为接近,因此从清朝早期的雍正治理思想中汲取经验教训就是一个合适的方法。本文以雍正的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运用公共经济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以期对当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同时为公共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素材。雍正的治理思想是他在应对大国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为分析雍正的思想,我们需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遇到的现实问题。如因储位之争带来的继位风波,因康熙期间仁政带来的吏治荒废的负面影响,因满人执政引起的汉人抵抗,因人口增加带来的地方治理困境,等等。正是为了解决上述的一系列问题,雍正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系统性的思考。当然,雍正的思想庞杂多样,本文则分析讨论他的治理思想,主要包括华夷观、天命观与天下观、民本思想、用人思想、基层治理思想和信息统计思想等。华夷之辨历来是政治上争论不休的话题,而雍正期间发生的曾静投书案则是雍正参与华夷之辨的契机。在雍正看来,华夷之间既有地域上的区别,也有文化上的区分。他强调,就地域而言,满人身处夷地,但就文化而言,满人又是华人。而天命只与华夷的文化层面相关联,有德者可以承天命,雍正认为“德”是继承大统的标准,而与华地夷地无关,从而为满人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依据。此外,雍正也强调大一统体制对得统之正的重要性。他认为承天命指的是继承天下而非一个国家,因此他要为天下的百姓提供公共产品。因“德”而继承天命,“德”即是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因此雍正非常关注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本文以耗羡归公、摊丁入亩、士民一体当差、改土归流以及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等多项措施为例来为分析雍正的民本思想。雍正也意识到民本思想的实现需要贤能的官员,因此他非常注重对于官员利他心的培育。首先,对要参加科举的人从教材上进行限定,要求他们学习四书五经等一系列儒家经典。此种渠道选拔出来的官员虽然不一定是真的利他,但是经过儒家教化的人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方面更有可能利他。科举之外,雍正也通过荐举选拔官员。其次,雍正通过对官员的时常教导和训诫来增加官员的利他心。在此过程中,雍正要求官员按照“君君臣臣”的儒家规定执行。从外,雍正还通过时常的官员调动来实现官与职的适配。雍正还意识到了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当下,有必要提供相应的基层治理以维护地方的稳定。他主要通过构建以“孝弟”为标准的家庭秩序、以“雍睦”为标准的宗族秩序、以“和”为标准的乡党秩序来逐步实现有“礼”的民间秩序。此外,他还对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员提出不同的要求,以达到百姓能够安身立命的目的。雍正的基层治理思想本质上就是其将儒家思想下沉到基层管理者身上的实践,试图通过培育乡绅等基层管理者的利他心来供给地方性公共产品。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百姓（消费者）需求和官员的为人为政情况,雍正还建立了系统完善的信息统计制度也即奏折制度和引见制度。总而言之,雍正的治理思想是继承中国传统儒法思想以及探索大国治理的结果,其治理路径是典型的外儒内法、以儒为主的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其治理背后的逻辑则是公共经济逻辑,即是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利用公共产品的空间利益共享性为天下的百姓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建立对执行者的约束以敦促执行者的公共产品提供效率。正是由于雍正的一系列探索和思考是建立在解决大国治理困境的基础之上,并且他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因此他的治理思想对于我们当下的大国治理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