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用“延安道路”一词来概括中共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施政模式，并以此来解释“中共在抗战时期的转危为安和后来的高歌猛进”。本文正是想通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改革的分析，来揭示这一施政模式的建立过程和特征，以及在这一模式产生背后所蕴含的边区政治结构的变化。　　本文首先交代了边区建立的历史背景和边区的政权结构，以及从1943年开始的小学教育改革。边区仿照国民政府的省级建制，其教育职能部门也是如此。从43年开始，边区的小学教育发生了一次大的改革。在教育内容上以宣传抗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转变为以与边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为主;教育方式上由正规化的办学转为民办公助的形式;而普及教育的主体由原先的行政职能部门转变为党群组织。　　文章的第二部分暂时撇开教育问题本身，转向讨论当时边区小学教育所涉及到的三种主体，即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受众。边区政权是外来的，其政策首先是满足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执行者里面有外来干部和当地精英的区分。当地民众则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想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环境，政府政策能否得到他们的认同就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否考虑到了他们的实际需求。　　第三章分析了小学教育对于不同主体的意义所在。改革前的小学教育成为统一战线下的边区政府宣传抗日和动员民众的有效途径。从1937年到1941年，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得到强调，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是边区事务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在教育事务上。而当地革命精英由于自身的一些原因，难以在教育问题上施加更多的影响。同时，强调正规化与科学文化教育的传统教育却因为不适应边区的实际情况而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　　文章的第四章先分析了整风运动和西北高干会议与“延安道路”的关系。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而西北高干会议则将共产党新的施政理念和模式用于边区建设，这两者都直接促成了“延安道路”的形成。其次本章介绍了改革后的小学教育的特点——不仅小学教育的目标发生了转变，兴办小学教育的方式和推动力量都转换了，行政职能部门的纵向领导演变为双重领导结构，在此过程中，当地革命精英的主动性得到了发挥，边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力量——劳动英雄也参与到兴办新型教育中来。而反过来，新型教育的顺利推广巩固了“延安道路”，并为共产党组织在乡村基层的扎根提供了机会。　　通过对边区小学教育变革的分析，我们大致理清了所谓“延安道路”的特点。这主要是围绕着边区党政关系以及外来干部与当地精英之间关系的一次变革，其间的整风运动和西北高干会议则是关键性的事件。此后，边区的施政模式便呈现出了如下特点:　　一、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动员机制。对官僚机构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否定，使以党群组织为核心的动员机制得到重新启用。而且这动员机制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运作的。这种模式在1937年以前的土地革命中曾经颇见成效，在1937年到1941年间有所沉寂，现在又成为边区建设的倡导模式，这也符合中共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原则。　　二、反官僚主义。这在内容上就是“简政”。但这不是一般的削减机构和成员，而是伴随着一个向下分权的过程。不仅政府工作的重心从县区转移到基层的乡镇，而且还改变了原先政府职能机构纵向管理的格局，双层领导格局的出现相应的增加了基层组织的权力。　　三、特定的精英与文化观念。前面的两个转变使边区中的当地革命精英受到重视，原先的许多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被派送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他们协助当地精英进行边区建设和社会改造。这一运动裁减了上层政府的冗员，还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教育、知识与生产劳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并影响到建国后的教育政策。　　“延安道路”涉及到了边区各个领域，但是其基本特征却是不变的。而这一新的施政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考虑到了边区民众的实际需要，并动员他们一同参与其中。这不仅是共产党能在边区站稳脚跟的原因，也是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