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在我国监管转型的背景下,证监会下放监管权至交易所趋势逐渐显现。在实施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后,交易所的监管重点转向事后监督,问询监管措施不断被重视和完善,发出的年报问询函数量逐年增长,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措施成为我国交易所监管公司信息披露的常用手段。一方面,交易所问询函具有权威性、时效性和溢出效应,还可能影响公司声誉,同时,回函有助于增加信息披露,这些因素让问询监管具有抑制盈余管理尤其是手段明显的应计方式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多样,加上薪酬契约方面的有限任期以及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被发现或者查处的概率更低,出于成本和收益原则,问询监管可能使企业转而实施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此外,由于交易所监管级别相对较低、违法成本低、执法力度和效率存疑以及盈余管理带来的收益更高等因素,问询监管可能没有效果。因此,在各种不同因素作用下,交易所问询监管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存在可探究的空间。本文选取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年报问询函视角,分别探究应计和真实两类盈余管理方式受非处罚性监管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产权性质和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1）交易所问询监管下,企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但增加真实盈余管理;（2）相对于国有企业,交易所问询监管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和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3）外部审计质量与交易所问询监管互为补充,交易所问询监管降低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在审计质量低的企业更显著;审计质量削弱了交易所问询监管增加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信息披露事后监管创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为相关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方式实施提供一定的经验数据,同时,也能帮助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公司行为和披露的信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