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致考究布莱希特的剧作与理论，可以从中发现，布莱希特确实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除了明显体现在他对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大胆借鉴上，此外还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哲学长时间的潜心研究上。可以这样说，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是真诚的，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却是严肃的，他在中国文化宝库里遇到了他一直追求向往的东西，经过思考后颇有胆识地进行了借鉴吸取，丰富充实了自己的理论与作品，但由于语言障碍，布莱希特对言语并不精通，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著作的研究中，如果仅仅是依靠译文，是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有广泛而全面的了解和认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误读。192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深通过《最近德国剧坛》一文，首次将布莱希特引荐到中国，我国的“布莱希特现象”也由此开始，期间前后分别经历了1959年、1962年和1979年三次高潮。1959年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期，这时候产生的第一次高潮与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三次高潮有着类似的历史背景：均处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各界充满了巨大的变革激情，百废待兴。布莱希特辩证剧理论与作品在这种时期的引入，无形中成为了中国主流戏剧学者手中的有力工具，在满足了我国政治背景的需要时，更重要的是给陈旧的中国辩证剧理论注入新的可能。在此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布莱希特变成了一种被人为涂上了色彩的符号、工具，其部分精神思想与主要理论被当时的中国主流戏剧学者主观地强调放大，遭到了有意识的选择解读，成为了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剧坛一个全新的变革目标。但事实上，中国主流戏剧学主观给予布莱希特的历史重任，已远远超出了他作为一个外国剧作家所能负担的。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关注、阶梯式的深入了解以及为全领域带来的巨大影响共同构筑成具有明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布莱希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