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本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避风港”,如今却因瞒报、迟报等情形频发而助长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嚣张气焰,伴随着《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等系列立法文件的出台,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作出了更为详实的规定,有助于向未成年受害人提供及时救助。但因学校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导致未成年人遭受更严重侵害的司法案件仍屡屡发生,社会各界对学校强制报告制度提出了诸多质疑。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比较国外立法例和梳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发现机制、报告机制和响应机制提出建议,继而为完善我国学校强制报告制度提供法理上的依据。本文第一章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进行概述。通过界定未成年被害人和侵害行为方式来明确当学校发现哪些类型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时负有强制报告义务,基于此总结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犯罪特征。结合相关立法例解释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概念及构成要件,阐述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内外立法发展,提出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包括特别公法关系说、重要事项保留说和霍耐特社会法理论,认为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价值包括预防和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以及开展《儿童权利公约》的本土化实践。第二章研究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发现机制,认为我国对学校报告义务的立法强制模式和立法鼓励模式均存在纰漏。为强化学校强制报告责任的落实与追究,应设置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在相关专门法律中增设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条款、细化不同报告主体的责任类型。为鼓励强制报告行为,应豁免“善意报告人”的法律责任、基于报告行为结果增设奖励规定。第三章研究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机制,将学界常见的争议归纳为有关报告对象和报告身份的争议,以及有关报告时限和报告渠道的争议。然后对上述观点做出回应,包括学校内部应增设专门联络员岗位、准许匿名进行符合内容规定的报告、区分侵害情形设置不同的报告时限和拓展“非面对面”的报告渠道。第四章研究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响应机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调查核实学校报告内容的流程效率低下,二是干预处置未成年被害人的机制未能成型。借鉴受理机关响应学校报告的域外经验,建议规定衔接单位做出差别响应,同时建立未成年被害人处境分级评估机制。为构建我国本土化学校强制报告制度响应机制,应明确公安机关的出警立案标准、针对可视化侵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打造学校与多方主体的协调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