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茶之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将盐铁之类的所谓“山泽之利”纳入国家禁榷范围之后的又一新增榷税项目,用来补充国家的财政收入。自唐德宗首次对茶实行征税制度之后,榷茶之制便确立下来。到宋代,由于国家疆域面积较小,加之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宋政权形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宋代统治者更加注重依靠榷茶之制来巩固中央财政,其茶法几经变革,但总体而言,榷茶制依然是官商联合,但其中商人的作用表现得更加充分。元明清榷茶制度遵循的都是宋代确立的以引榷茶的原则,并继承了南宋东南茶法允许地方卖引的制度,最终使茶法向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方向发展。到了明代,由于明初元蒙贵族还保存了相当的军事实力,对明朝政府带来巨大的威胁,所以朱元璋更加重视榷茶制度的建立,明代的茶法向着更加广泛的方面发展。首先,明政府继承了宋代以来形成的茶引制度,利用茶引来区分官茶、私茶,并通过对茶引征税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榷税利益,这一点与唐、宋统治者并无不同。其次,明统治者还通过开中茶法、召商运茶、召商买茶等制度,引导商人帮助政府解决边境地区军队的供给和灾区粮食的供应等任务。但是由于商人具有惟利是图的本性,所以他们在得到官府的许可运茶、买茶之时,又会肆意夹带,影射私茶,使统治者建立的茶法秩序遭到破坏。所以有明一代的不少统治者都为限制商人的这种不法行为煞费苦心,他们采取了加强对商人报中制度的管理,对商人的资本状况进行审查,对商人的籍贯、姓名、行茶路线进行严格登记等办法。为了防止商人以假名报中,统治者采用让报中商人之间相互保结以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来加强商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并不断完善对茶引制度的管理。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发挥很好的效果,私茶泛滥的局势不可遏制,尤其是当官僚队伍日益腐败时,明朝政府对私茶的控制显得越来越无力。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明代茶法的立意与宋元相比更高,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利用榷茶来获取经济利益,而是通过限制对周边少数民族茶叶的供应,使他们能够服从明政府的统治。所谓“以摘山之利以易充厩之良”,明政府通过茶马贸易不仅可以遏制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还可以充实自己的军队装备,可谓是一举两得。明初设立金牌信符制度,明确规定了各少数民族所可以交易的马匹数量,三年一次,定期交易。并在不断的交易实践之中逐渐形成了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的茶马比价。有明一代,虽然出现过一些碌碌无为甚至昏庸的皇帝,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能遵循明太祖所设立的这种以茶易马来驾驭西番的策略,《续文献通考》中就说:茶马法“自洪武四年立法后,迄崇祯末年太仆卿王家彦犹恺切言之,直与明代相始终者”。这一策略为维护明朝边境的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茶法作为禁榷制度的一种,是封建政府控制茶业经济的垄断性经营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经济的发展,当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候,它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自从唐代建立榷茶制度以来,为各代所不能废,说明其对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茶叶生产受气候、外在环境的影响较小,茶税能够为封建政府提供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政府减免受灾地区百姓的赋税提供财政支持。此外,明政府通过茶引制度向商人征税,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商人所获的利润,同时在召商买茶、召商运茶制度中限制商人得茶的最高数额,防止某些大商人垄断茶叶贸易,危及明政府的统治,因此榷茶制度在摧抑豪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榷茶制度作为古代中国封建政权长期实行的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明代茶法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古代中国茶法发展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它在实现国家利益、商人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上做出不少尝试,也提供了不少可咨借鉴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文章正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对明以前茶法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追溯,以期对茶法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第二章讲述明代茶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涉及到茶叶的生产与消费,明政府对茶户的管理规定以及茶商在明代茶法中的作用等;第三章讲述明代茶法的发展状况,涵盖了从洪武初年到崇祯末年各代茶法的变革、发展与衰落的全过程,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如对茶课的调整、开中茶法、以茶折俸、严禁私茶等方面;第四章专门讲述明代的茶马法,包括茶马法的变革情况、对茶马法的监督等内容;第五章是对明代茶法的综合分析与评价,包括对明代茶法衰落原因的深层分析以及明代茶法对清代茶法的影响,以期对明代茶法有一个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最后重申文章的结论:明代的茶法虽然有一些消极作用,但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榷茶制度为封建政权的运行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它通过开中茶法、召商运茶、召商买茶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物资流通与补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疆域广大、交通通讯不发达、信息极端不对称和行政管理资源有限所带来的物资供应的困难,为实现封建国家“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保障,尤其它在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巩固边境安全和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