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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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学界中,塔尔德和迪尔凯姆两位领军人物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囊括了社会学学科内部的争执,包括个体和社会何者为先的问题、社会学的具体学科定位问题;还囊括了关于社会实在的争论,包括双方在社会现实的发生问题、社会所在的场域问题、基本的社会群体问题等方面。但究其根源,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分歧。在这些具体的分歧之中展现出了两种方法论各自的优劣之处:个体主义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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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学界中,塔尔德和迪尔凯姆两位领军人物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囊括了社会学学科内部的争执,包括个体和社会何者为先的问题、社会学的具体学科定位问题;还囊括了关于社会实在的争论,包括双方在社会现实的发生问题、社会所在的场域问题、基本的社会群体问题等方面。但究其根源,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分歧。在这些具体的分歧之中展现出了两种方法论各自的优劣之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优点在于更加能动灵活,能够对更多细微的、源自个体的社会现象进行更完善的解释,并且在理论内部存在自我革新的可能,但局限性在于作为理论基础的“个体”的相关定义过于模糊和离散,解释力和稳定性很难以公认的标准进行衡量;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优势在于稳定且强大的解释力,能够对学科的论域进行精准划分,也能宏观把握学科的研究方向,但局限性在于对抽象理论的实在化预设过于独断僵化,理论缺乏能动性,难以自我革新。在冲突之中,二者达成了方法论的科学性共识,这也是现今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肯定的方法论和精神特质。据此,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许应摈弃方法论冲突的形而上学争议,重拾科学性并回到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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