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屈尊于大英帝国的强权,被迫与大英帝国先后签署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条约》)。从此,英国开始了对香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而随着二战的结束,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虽然英国于1950年正式承认新中国政权,但是香港问题仍然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核心问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才开始逐步走向正轨,而从1979年撒切尔政府开始执政并介入香港问题,直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的这段时期,则成为了决定中英关系发展方向和香港未来自身地位的关键时期。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来梳理英国对处理香港问题政策的发展历程,论证主要以英国国家档案馆最新解密的一批首相府文件为一手史料,通过对大量电报、内阁讨论以及外交部文件的解读,着重分析撒切尔首相向外交大臣和谈判团长下达的批示,从英国政府的视角研究其谈判策略及立场的演变。同时还通过文献分析法搜集并结合近年来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学术专著和期刊论文,旨在进一步充实国内学术界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研究。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于1982年开启到1984年结束,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从主动打破主权争执的僵局,到逐步放弃治权,再到最终阶段被迫同意“九七”后完全退出香港,并与中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诸多细节上达成最终协议。本文以1982-1984年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为线索,分析撒切尔时期英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并着重分析1984年谈判最后阶段英国制定对港政策的幕后考量因素。此外,本文还从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英国为维护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对撒切尔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外交影响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英国政府在法理、情理均不占优的情况下,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就《中英联合声明》制定过程中在政制改革、民主权利以及高度自治等细节问题上与中方的最后博弈和暗中较量,其关于“民主选举”问题,更是为当今香港“占中事件”的发生和“普选”等问题埋下了伏笔,体现了其殖民帝国撤退前维护本国利益最大化的一贯特征。从现实角度分析,撒切尔政府与中国政府妥善处理好香港问题对维护英国国家利益和发展中英长远关系意义重大,同时也为解决国与国争端及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撒切尔时期英国政府在综合考虑自身国内外形势、来自中国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反应以及香港社会的意见四方面因素后,从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的对港政策总体上体现了坚持与妥协并存的特点,映射出撒切尔政府务实、灵活的外交特征。此外,中英谈判主要在中国设定的框架下展开,英国尽管先后在主权和治权上让步,但这些妥协实际上突破了谈判中的一些重要障碍,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英国的自身利益。《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保障香港社会高度自治权和民主权利等内容的规定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是英国政府在谈判并不占据优势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外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