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欧洲,古典人文科学尤其是实证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为了搬开大权在握的学院主义并达到抗争和反文化的双重目的,法国结构主义在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双重影响下悄然登场。作为“结构主义之母”的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受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等人的影响,他试图建立一门研究符号意指的科学来描述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在重新阐释语言、符号、文本三者关系之后,巴尔特从大众文化研究入手,发现隐存在语言当中的布尔乔亚阶级意识的神话结构,并描述了此系统结构的意指模式。为了阐述文本意义的生成,他建立了一套叙事句法,为文本描述了一个横组合关系的结构模式。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遭到了学院派学术正统的激烈批评。但巴尔特并没有停滞不前,在总结和自省的基础上,他接受了经由克里斯蒂娃介绍的巴赫金复调理论,提出“复数性”文本和“互文性”、“迷醉写作”等概念,标志着他迈向后结构主义的道场,因此被讥讽为“结构主义的变色龙”。然而,正是由于巴尔特的理性、前进、否定、解构,使得他不仅在结构主义“活动”中独执牛耳,也在解构主义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对理性科学的追求和严密逻辑的论证风格为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其自我解构的精神也值得后人敬仰。本文试图梳理出罗兰·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转捩历程,弄清楚巴尔特结构主义方法的可操作性,同时也希望能引发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绪论之后本文分为五章。按历时比较法,梳理罗兰·巴尔特的思想轨迹。第一章主要为罗兰·巴尔特关于符号、文本及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重新阐释。首先,他阐明了符号的语言学属性,并尝试建立一种研究符号意指系统的科学,它高于狭义语言学但从属于广义语言学；其次,在索绪尔语言学系统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符号学系统,提出符号的四组关系：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段与系统、以及直指与涵指。符号学是语言学的解体；再次,文本是由语言通过横组合与纵聚合组成的符号系统。而语言是文本的载体,文本描述文学意义的生成。逆向推论,所以文学(文化)研究必须以文本本身为研究对象,从而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即符号系统。这就为建构结构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论述巴尔特的神话结构系统。神话是一种隐含意识形态的言说方式,是布尔乔亚阶级“权势话语”的隐性表征。在发现此神话结构之后,巴尔特建立了一个文化意指模式,来描述意义及意义的生成机制。在此,巴尔特区分了语言系统和神话系统,神话系统是语言系统的次符号学系统,或曰元语言系统。在这个神话系统结构中,语言层面的能指是意义(sense),神话层面上的能指是形式(form),而意指是两者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神话系统结构。在本章末尾,本文试图用巴尔特的意指模式来分析当代话语中一则新闻的神话结构。第三章主要论述叙事文本的句法。从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建构了一套叙事句法,用来分析叙事文本。他将此句法归纳为三个生成要素：意义、功能、行动。而叙事系统则是切分和整合的互动过程并进一步归约了行动序列的几种关系。第四章主要论述巴尔特后期结构主义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阅读符码和文本间性。通过分析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巴尔特提出了“可写文本”与“可读文本”的区分,并总结出控制文本的五种符码：阐释符码、布局符码、意素符码、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每种符码都是一种声音,“编织”出整个文本网络。而文本与文本之间,则按照一种引述的方式相互连结。因此,文本分析不是寻找一种终极意义,而是寻求一切可能的意义。目的在于最终能“设想、想象、激活文本的多元性,其意义过程的开放性。”本章的末尾本文试图用巴尔特的文本理论来分析一则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第五章为方法论总结篇。在考察了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之后,本文试图探究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局限,论证文学的所谓“科学主义追求”的偏狭,分析当代文论的需求转向,提出“新文化批评”的设想。在借用传统结构主义区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文本类型学,并构建一种新的批评模式。本文因此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科学性”、“文学性”探求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为文学文本研究提供了一种较精密的分析框架,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第二、和其他结构主义方法缺陷一样,巴尔特的文本分析陷入了将文本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空间,并作出若干二元区分,形成了一个逻各斯中心,割裂了文学文本的社会性。第三、巴尔特作为一个追求意义多元、寻求文本开放的文论家,他没有裹足于前期僵死的生成句法,而是适时地迈入解构主义的阵营,其勇于解构自己、否定自己、不断求索的历史主义发展观值得后人学习。第四、新时期文论界应该努力构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使文学文本研究的“内部”与“外部”有机整合,促进理论向前发展。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根基和方法论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