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数字全球化和全球数字化的雏形的浮现、趋势的明朗、进程的加快,数据已经成为各国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和重要性战略资源,以及承载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流转的管道。相应地,跨境数据流动不仅成为各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有助于国家间开展政府合作、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纠纷解决等,而且成为各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有促于国家的信息技术进步、数字产业发展、治理能力提升、公共服务改善等,有利于企业的决策改进、业务拓展、成本缩减、利润增加等,也有益于公民的思想创新、需求满足、工作提效、生活增趣等。但是,在能创造正向价值的同时,跨境数据流动也可能引发负向风险,比如:扩大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数字鸿沟,威胁信息技术相对弱势国家的数字主权和信息安全,增加跨国企业信息交换风险、维护信用成本、合规成本等,以及增加公民个人数据被恶意泄露、滥用、损毁、丢失的风险,等等。数据跨境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大事,如何对其进行监管,实现安全保护与创新发展的协调,既是各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和实践界重点关注的热点议题。现实情况是:跨境数据监管的全球方案和顶层架构尚未成型,各国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跨境数据监管方案,引致控制型、折中型、防守型等多种监管方案的出现,致使跨境数据监管的国际环境失序;中国虽然在信息技术进步和数字产业发展方面成效明显,但因受制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对于跨境数据监管仍然以防守型方案为主,亟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现行方案和策略进行优化。本文拟从跨境数据监管的概念阐释和研究所需的理论资源入手,探讨他国如何进行跨境数据监管,有哪些思路和路径可资参考借鉴,以及我国应该如何完善现行的跨境数据监管策略。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阐释跨境数据监管的相关概念。笔者将跨境数据监管界定为: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公民个人以协调安全保护与创新发展为监管目标,以法律法规、制度章程、国际规则等为监管依据,以事前评估、事中控制和事后问责相结合为监管机制,对跨境流出的可被机器识别和读取的个人数据、组织数据、行业数据、公共数据等进行监督管理。第二部分是梳理跨境数据监管的理论资源。笔者将“要素流动理论”“数据主权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信息安全工程理论”等作为本文的理论资源,对其知识方法和对本文研究的价值意义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是阐述跨境数据监管的中国概况。笔者立足跨境数据监管已有成果的研究视角,并且结合安全工程分析模型,提炼出主体安排、动机驱力、对象框定、机制设计等四个维度,对我国跨境数据监管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跨境数据监管主要存在非政府主体功能发挥不足、安全保护与创新发展失调、类别不全与级别模糊并存、事前事中事后机制有偏重等问题。第四部分是归纳跨境数据监管的国际经验。针对我国跨境数据监管的现状问题,笔者亦从主体安排、动机驱力、对象框定、机制设计等四个维度,对美国、欧盟、新加坡等国家的跨境数据监管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得出其实践取向表现在:建构多元一体的主体格局、以协调数据安全与经济发展为动机驱力、对象框定关涉个人数据与组织数据、执行预防预控的前置审查机制。第五部分是探析跨境数据监管的中国策略。笔者建基于我国跨境数据监管概况,亦从上述四个维度出发,将第四部分的先进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探析中国跨境数据监管的应对方案,提出在主体安排上应该由主体单一转向多元协同,形成顶层统筹者主导下的多元协同格局;在动机驱力上应该由侧重安全倾向兼顾发展,以观念革新、法治建设和目标管理为着力点;在对象框定上应该由缺失模糊走向完备清晰,构建纵向级别和横向类别有序的划分格局;在机制设计上应该由事前评估趋向全程监管,建立健全自律自查机制、信用监管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