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前列腺穿刺活检是确诊前列腺癌的金标准。1908年,Hodge等人首次提出超声引导下前列腺6针标准穿刺法,但此后研究发现,该穿刺方案的漏诊率高达33%。此后,大量学者尝试通过增加针数降低前列腺穿刺的漏诊率,因此,8针,10针,12针,乃至更多针数的饱和穿刺方案相继被提出,不同方案也获得了不同范围的跨中心的应用及验证。然而,大量研究显示,无限制的增加穿刺针数,除了增加出血、感染、勃起功能障碍等并发症以外,其降低穿刺漏诊率的效能,也随着穿刺针数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经过大量的临床摸索和数据验证,10-12针的系统穿刺活检方案现已广泛被学界公认,成为各国临床指南的优选推荐方案。自2000年D’Amico首次提出核磁共振引导下的前列腺穿刺后,学者们通过众多高质量的研究证实,核磁引导下的靶向穿刺,相对于系统穿刺,可以用更少的穿刺针数检出更多的临床显著性前列腺癌。但是目前为止,却并未因为核磁引导的靶向穿刺的提出,而去否定系统穿刺,从而获得更少的穿刺针数。究其原因,首先前列腺多参数核磁共振技术的可重复性相对来说只是中等水平,故而在其引导下的靶向穿刺,其准确性及可重复性仍有待提高。此外,核磁共振引导的前列腺靶向穿刺,对于前列腺癌检出率来说,阴性预测值（NVP）尚不稳定。因此,如EUA指南等,在符合穿刺指征的病人中,当前列腺多参数核磁报有可疑的阳性病灶时（如PI-RADS评分≥3）,仍然是要求前列腺系统穿刺联用核磁引导下的靶向穿刺,尽管这么做无疑会增加更多的因穿刺针数,从而带来更高并发症的风险。由于靶向穿刺目前仍存在这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对于前列腺穿刺减针的研究,同样也专注于减少系统穿刺针数。此类研究,或分析某一特定的因素,如前列腺体积或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针对诸如此类的单因素去减少系统穿刺的针数;或分析,在保留靶向穿刺针数的前提下,减少核磁所报结节位置同侧腺叶系统穿刺针数,或对侧腺叶系统穿刺针数,看哪种穿刺方案是更优的、可被采纳的。目前,仍不存在针对核磁共振所报结节位置,个体化的减少穿刺针数的减针方案,或纳入多种因素进行分析后减少穿刺针数的减针方案。因此,我们进行了一项双中心、非劣效性研究,从而建立个体化减针预测模型。以此优化前列腺系统穿刺方案。该模型在综合结合病人基本信息、肿瘤学相关指标、前列腺多参数核磁等相关指标后,可以输出个体化的减少穿刺针数后的穿刺布局。我们规避了同类研究的不足,首次将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对一个患者个体化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可视化网站,方便该模型临床应用。同时,本网站实现了,可输入核磁共振所报结节位置信息的功能,从而方便完成对前列腺多参数核磁信息的个体化分析。目的1.进行模拟减针后,通过单因素配对卡方检验进行筛选,以此断常见临床因素是否与前列腺穿刺针数存在关联,从而验证减针模型的可行性,并筛选可纳入该模型的必要因素。2.建立减针模型,纳入单因素配对卡方检验所筛选因素,通过模型将穿刺病人进行分层。而后对每层病人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每层病人最合适穿刺针数。而后纳入福建协和医院外部数据进行验证,以此判断该模型的效能。3.建立减针模型网站,以此更好地实现该模型的可视化,方便后续临床研究的推广。资料与方法本研究先进行回顾性研究以证明前列腺穿刺减针模型的可行性,并建立模型,纳入外部验证数据以效验该模型的性能。而后建立减针网站,实现模型可视化,从而方便后续随机分组的前瞻性研究开展。后续前瞻性研究已通过伦理审批并完成临床注册。1.回顾性分析了2017年6月至2020年11月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08位及福建协和医院2014年至2019年559位病人。该批病人因怀疑前列腺癌,行前列腺多参数核磁后,报有可疑结节（PI-RADS≥3分）,而后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患者接受12针系统穿刺,部分病人在12针系统穿刺之上完善3针或6针的靶向穿刺。福建协和医院患者接受13针系统穿刺,部分病人完善靶向穿刺。对福建协和医院的病人群体及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人群体进行模拟减针,而后将患者年龄、前列腺多参数核磁所报可疑病灶大小（核磁横断面可疑结节最长径视为结节大小的指标）、核磁所报PI-RADS评分、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高低等,诸如此类的各类单因素划为二分类变量,评估不同穿刺针数下病理情况的配对卡方检验结果。进而判断配对卡方检验的条件下,不同穿刺针数的病理结果与原有12针系统穿刺的病理结果是否存在差异。以此获得不同条件下病人的可减针的最适穿刺针数。通过上述分析,得到若年龄、BMI、PSA等因素发生改变,是否会对前列腺系统穿刺最合适针数产生影响。进而获得对前列腺穿刺针数有影响的因素以建立后续模型。2.对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纳入研究的608位患者,均纳入年龄、BMI、确诊时PSA及前列腺多参数核磁相关指标（前列腺三径,结节横截面最长径）,同时纳入穿刺病理结果（阳性/阴性）。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方式分析,以前列腺穿刺是否阳性作为因变量,其他各类因素为自变量,计算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每位患者与穿刺结果相关的疾病危险指数（DRS值）（DRS值此次是取自二元逻辑回归计算时产生的PS值）,对DRS值按Min-P20,P20-P40,P40-P60,P60-P80,P80-Max分为五层,对每层病人进行配对卡方检验及各类统计分析,从而确定每层最适穿刺针数。同时我们可以获得该模型中计算病人DRS值的计算公式。将福建协和医院病人数据代入公式进行分层验证,判断以此模型实施穿刺减针后前列腺癌的检出率,从而检验该模型效能。3.调节该模型效能可靠基础之上,建立前列腺系统穿刺减针网站,以实现该模型的可视化。并做好开展后续前瞻性研究的准备,做好伦理申报工作及临床试验注册工作,为后续开展针对该模型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结果1.对福建协和医院559例病人进行初步纳排后,纳入431例病人,首先对该部分病人进行模拟减针。而后对该部分病人的总体进行配对卡方检验后发现,当穿刺8针时（检出前列腺癌275例,非前列腺癌156例）,其穿刺的检出率与穿刺13针（检出前列腺癌280例,非前列腺癌151例）并无明显差异（P=0.063,Kappa=0.975）。对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不同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当年龄大于70岁时,穿刺8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063）;当年龄小于70岁时,穿刺6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125）。发现当BMI大于25 kg/m~2时,穿刺6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250）;当BMI小于25 kg/m~2时,穿刺9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500）。发现当前列腺左右径大于4.9cm时,穿刺9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500）;当前列腺左右径小于4.9cm时,穿刺5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063）。发现当前列腺前后径大于3.4cm时,穿刺9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500）;当前列腺前后径小于3.4cm时,穿刺5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063）。发现当前列腺上下径大于4cm时,穿刺9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500）;当前列腺上下径小于4cm时,穿刺5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125）。发现当结节最长径大于1.5cm时,穿刺5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063）;当结节最长径小于1.5cm时,穿刺7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063）。发现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大于20ng/ml时,穿刺2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063）;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小于20ng/ml时,穿刺9针与12针穿刺结果无差异（P=0.500）。同时,我们还发现,当PI-RADS 3分时,穿刺9针与原有12针穿刺结果无明显差异（P=1.000）;当PI-RADS 4分时,穿刺6针与原有12针穿刺结果无明显差异（P=0.500）;当PI-RADS5分时,穿刺4针与原有12针穿刺结果无明显差异（P=0.125）。2.回顾性研究中,对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09例病人,纳入年龄,BMI,PSA,前列腺三径,前列腺结节最大横截面中结节最长径,PI-RADS评分等相关因素。我们以穿刺结果是否阳性作为因变量,计算所纳入相关因素后所得疾病危险指数,后依据疾病危险指数进行分层,共计5层。每层进行统计学分析后,发现每层对应穿刺针数分别为9针、6针、5针、4针、4针,建立减针预测模型。将福建协和医院穿刺阳性病人纳入该减针预测模型后,发现福建协和医院无病人纳入第一层,第二至五层每层病人穿刺阳性情况分别为88%、96.43%、94.87%、94.59%,均可获得较高的穿刺阳性率。若忽略非临床显著性前列腺癌而关注于临床显著性前列腺癌的检出率（ISUP≥2分）,则第二至五层每层病人穿刺阳性情况分别为96.00%、100.00%、100.00%、97.30%。3.建立了前列腺系统穿刺减针网站,其功能基本实现,当存在核磁报有可疑结节的情况下,医生可依结节在前列腺前后位置、左右位置以及PI-RADSv2.1版本所提供的分区位置这三个维度,自主输入病灶位置,而后在输入病人的年龄、BMI、PSA等基础数据的情况下,网站目前可以自行输出我们所建议的系统穿刺减针布局图,大大方便了临床医生将其投入临床应用中来。结论前列腺系统穿刺减针预测模型的建立,在减少一半以上穿刺针数的情况下,保证了穿刺的检出率,同时降低了病人的痛苦,为前列腺个体化穿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