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编辑的发展与应用给人们带来了机会和利益,但不可讳言其同时亦内含多重社会风险。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是现代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亦是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既使人类基因编辑的研究和应用增进公共福祉,又避免让社会公众无助地暴露于人类基因编辑的风险场域中,维续发展与安全之平衡,是法律规制人类基因编辑的核心关照。根植于人类基因认知发展史的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是一种借助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核酸酶对目标基因片段进行技术性删除、修饰或插入新的片段,实现对基因组的定点编辑的技术,其在遗传病治疗、异种器官移植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依照不同标准可将其细分为预防型、治疗型和增强型基因编辑,抑或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等。把脉当下,人类基因编辑由于基因破译局限和技术成熟度而仍存在脱靶效应、镶嵌现象等技术风险,其误用谬用亦会造成技术自身功能与社会价值撕裂之伦理危机,冲击人之本性及社会原初连结方式,对其不确定的规范立场也会摇撼既有法律规范的权威和实效,并且其伴生的新兴权利、主体界定、责任配置等问题已超越了既有法律制度的涵容能力。现今此领域主要由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规范、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予以调整,并且法律规范凭借自身在社会整合、执行能力和责任追究上的优势居于人类基因编辑适用规范之主导地位。藉由已有的法学理论探知,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与应用分别属于以科研自由和多元民事法律权利为支柱的科研行为与医疗行为,这亦巧妙地昭示了可对其研究和应用采取不同的规制强度。同时,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与应用的参与主体至少包括研究活动主体、应用活动主体、受编辑的个体及行政管理主体,关涉科研自由、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等法律权利,以及支持保障、监督管理、告知说明等法律义务,具有适配的法律责任主体、内容与归责原则。再放眼起步较早的域外规制实践,有关国际努力与典型国家的相关规则彰显了人类基因编辑规制的国际共识与个性化规制模式。透由“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现我国目前在该领域尚存在法律规范体系缺漏、监管部门职责交叉重叠、从业者内部监管和外部政府监管显露缝隙以及分类规制粗糙等问题。立基于此,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需要作为法秩序最高规范的宪法提供规范支持、制度资源与价值根基,还以风险预防原则奠定国家规制机构采取干预行动的正当化基础,以伦理正当原则解明对待该项前沿技术的规范立场,以价值衡量原则消解监管政策及其执行的两难困境,依靠科学配置权利义务的法规体系、统一的监管机构和区别性规制措施实行行政监管,通过丰富实体和程序性救济形式、强化后续权益保障、拓展责任实现方式等手段救济相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