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全志》（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Tibe,etc.）“是法国汉学三大奠基著作”之一。此书继承并总结了耶稣会士时代传教士带回欧洲的中国知识,也影响了启蒙时代西方开启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此书中还总结了16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法形象,并且这一形象在18、19世纪启蒙时代被西方加以利用,促使西方法完成了现代化。因此,《中华帝国全志》“承前”和“启后”的意义值得我们关注。耶稣会自进入中国之日起,其传教士就将中国知识源源不断的传递回欧洲。出于宗教团体利益的考量和吸引传教资金、舆论支持的需要,传教士有意识地在西方塑造了一个政治清明、规则完备的中国法形象。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接替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1653-1708）成为《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的编辑。期间接触到很多来华传教士寄回欧洲的文字,他又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继承和总结了这些知识,并且将这一形象进行升华。不过,他在编纂《中华帝国全志》时宁愿选取旧材料而不用新材料、肆意裁剪拼贴文字的编辑手法,受到了当时一些人的质疑。然而从耶稣会当时处在“礼仪之争”的背景之下来看,一是同传教士一样,杜赫德需要保证耶稣会在天主教世界的有利地位,以及对中国知识的独家解释权;二是他继承了来自前任编辑郭弼恩的编辑手法,以此保持公众对中国认知的一致性;三是需要使这本书能雅俗共赏,增加可读性,这样能获得更多来自王权、学界和公众的支持。因此,杜赫德剔除了大部分有关中国阴暗面的描述和传教士情绪化的表达,并进一步加工了中国法的形象,使《中华帝国全志》成为一本文字精炼、富有逻辑又不失精彩的集大成之作。《中华帝国全志》塑造的伦理与社会治理完美结合的政府、自然道德高尚且充满人性温情的刑狱制度、监督与自觉良好循环的理性的统治秩序、人人恪守社会义务的中国法形象,不仅是知识的汇总,也是西方对于中国的集体印象的再一次浓缩。这令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也让他们逐渐开始反思自身的制度。这部连接两个时代的巨著,对之后启蒙时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伏尔泰、魁奈以及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都利用过其中有关中国法的内容作为其理论构建的素材,构建自己对于国家权力运行架构的思考模型。这些思想家由《中华帝国全志》各自阐发而来的解释,一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萌发,需要批判教权,使社会挣脱神学桎梏,需要一个没有神启也能获得高尚道德的社会作为例子,来促使道德与神学的分离;二是出于反对独裁专制主义,建立一个社会平稳有序、人民自由幸福的理想国家,需要一种美好的制度蓝本,来进行模仿和借鉴;三是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专制主义没落,法学家意识到道德伦理并不能控制专制,转而需要一个恐怖专制的社会作为例子,来摒弃专制主义,以及提倡法律作为制度运行的保障。所以,中国法形象的面孔转换,其实是西方自身需要变化的投影。作为一本描述中国的绝佳材料,启蒙思想家利用《中华帝国全志》,有意无意地对遥远的中国进行文化误读,创造了自己的新理论。因此,《中华帝国全志》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通过分析《中华帝国全志》贯穿西方从塑造到运用中国法形象这一过程,揭示出中国法对西方改造自身法文化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法最终滋养了西方法文化向现代化、普世化的发展。以及西方在观察中国法的历史中,有意或无意地制造文化误读所带来的结果,启发了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和利用异域的法律文明来促进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