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近年来,乡村市场化、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加速了乡村文化衰败,导致乡村陷入社会发展变迁中的软治理困境。软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双翼之一,也是健全乡村现代治理体系的关键。它遍布在乡村“三治”的各项实践中,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情感能量与价值理性的双重支撑。文化是软治理的核心。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既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交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传承着传统乡贤的优良品格,又植入了鲜明的时代内涵,被当代学者称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资源。但目前学术界直接研究新乡贤文化与乡村软治理关系的文献甚少,学术界的侧重点在于刚性治理层面而不在“软”层面,甚至在学术界和实践界还有扭曲新乡贤文化本义,过度夸大新乡贤经济功能的倾向。基于此背景,本文主要从软治理和“三位一体”（文化、资源、身份,本文主要侧重于文化）角度,研究新“三位一体”的乡贤文化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首先,本文对软治理和新乡贤文化进行初步的界定。乡村软治理主要包括四个维度:文化认同、价值体系、社会组织、软法规范。新乡贤文化则是一种包含物质和精神的广义文化,由此奠定了全文的研究基础。在这基础上,本文就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和乡村出现的诸种软治理困境,分析了乡贤文化的复苏背景,诠释了新乡贤文化对于乡村软治理的重要性。接着,分析传统乡贤的“三位一体”构成,分析其推进乡村软治理的作用机理,这实际上为本文研究新乡贤文化提供了基本框架。最后,分析新乡贤的新“三位一体”的破裂（主要是文化要素的失位,或者说文化型新乡贤缺失）与重构,并从应然层面对新“三位一体”的乡贤文化推进乡村软治理的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其次,本文遵循个案研究的典型性原则,将浙江省湖州市洛舍镇东衡村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并从文化型新乡贤的角度切入,具体分析东衡村新“三位一体”的乡贤文化推进乡村软治理的实践路径和成效,达到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相统一的目的。再次,以东衡村为标本,由于新“三位一体”仍然只是初具雏形,本文便针对当前新“三位一体”的乡贤文化推进乡村软治理存在的可持续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核心力量不足、文化软实力流失、新“三位一体”组织的价值异化倾向、软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性问题等层面。基于此,本文从培育核心力量、筑牢文化根基、完善组织机制、增强内聚力与效能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新乡贤文化软实力,推进乡村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本研究在对全文内容进行梳理概括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由于本文采取的是单案例研究方法并且对软治理的定义和维度划分也有待商榷,本文的研究深度和精度也就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