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掣肘。企业生态创新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企业生态创新具有双重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有效的激励,需依赖于政府的合理规制。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规制对本地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环境规制的邻地企业生态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且大多将环境规制视为整体而忽略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生态创新的不同影响,难以为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同发展提供有力依据。为更加全面地理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提高地区间环境规制激励企业生态创新的协调性和有效性,本文系统地阐述了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及企业生态创新的现状,在梳理相关理论及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本地-邻地”影响的研究框架,数理演绎环境规制对本地及邻地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我国274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数据样本,对不同地区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效应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现状分析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生态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本地-邻地”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基于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了不同区域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最优强度区间。此外,严厉的环境规制将导致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跨区域转移,并进一步影响邻近地区的企业生态创新。值得一提的是,环境规制的邻地效应存在明显的局域特征。无论是命令型还是市场型环境规制,都通过产业结构转移抑制了邻地企业生态创新,其作用峰值分别出现在400公里和600公里的城市经济圈;而人力资本在市场型环境规制的邻地效应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其作用范围主要在600公里的城市经济圈内。本文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及生态创新发展理论内涵,对推进区域环境规制协同发展、落实国家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