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走出去”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持续保持增长状态。截止到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了 21988.8亿美元。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直接投资的主力国家,中国对很多国家的直接投资都占据着该国引进外商投资的较大比重,但是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环境状况各有差异,也即投资便利化水平不同,因此研究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应该达到怎样的水平、以及它会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何种影响十分必要。与此同时,对世界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测算与分析在近些年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但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官方定义,随着全球投资体制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营商环境、金融服务环境等投资便利化作用日益明显,逐步成为了推进投资环境建设、促进投资效率提高的重要方式,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更全面的指标体系对全球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本文在上述理论与现实的背景下,探讨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体包括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在对投资便利化进行定义的基础上,介绍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大市场理论,并从成本、风险、效率等方面分析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对2007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投资方式、地区分布以及行业选择进行统计分析;第四章是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测算与分析,结合理论和现实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一套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并测算77个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第五章为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分别使用投资便利化的总指标和细分指标,在扩展的引力模型中从总样本视角和分样本视角进行回归;第六章为结论与建议,总结前文研究成果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各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参差不齐,其中欧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建设较快,非洲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为落后;第二,东道国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该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在投资便利化建设方面的沟通协作,并对投资国别和产业进行差异化引导,另外也应该注重提高本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从而促进投资自由化。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投资便利化从投资贸易便利化中剥离出来,构建一套较为全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将研究对象范围扩展至全球,同时将东道国按照是否是OCED国家和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类,从而更全面的了解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研究所覆盖的时间只能截止到2017年,且未能从微观企业层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