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产生推进了社会分工,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和平转移。缺少资源而有能力的管理者负责资本的日常营运和管理;有资源但缺少专业技能的所有者不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而将资源托付于管理者,由此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两权分离的一大弊病便是委托代理问题。管理者追求的是高额薪酬、工作闲暇,所有者追求的却是资本价值最大化,二者的目标并不一致,加之时间、空间乃至专业知识上的限制,所有者难以对管理者的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合理评价,由此产生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代理问题。如何缓解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要义。债务治理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就债务治理的有效性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就我国现有研究而言,债务治理是否有效尚存争议。债务规模、特定债务种类以及债务期限结构三个层面的实证结果均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者承认了债务契约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认为不同期限、不同种类的债务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有所差别;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预算软约束”扭曲了债务契约的治理功能,债权人缺少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难以产生治理效果。基于此,本文从债务来源异质性这一尚未重点关注的角度出发,分析上市公司债务来源异质性是否有助于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代理成本,从而丰富债务治理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检验了异质性债务工具对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对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考虑了企业规模、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质量、产权性质以及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源于产品市场的商业信用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2）银行借款与公司债券等金融性债务则加剧了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3）上市公司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也越高。（4）上市公司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对大型企业、低信息透明度企业、低公司治理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代理成本的消极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使用中国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影响,证实了高债务来源异质性的消极影响,弥补了相关领域研究不足,对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