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问题已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政治话语系统得以逐步转换的中轴。这不但需要人们从技术操作层面对“如何发展”的问题、从政治层面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进行思考，更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层次，并借鉴现当代其他理论思潮的理论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进行合理的反思和建设性批判。而马克思所开启的资本批判视角和一些现当代思想家所执着的现代性批判视角，无疑为我们深入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现代性问题其实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人依赖于物的独立性而产生的人的历史命运问题。这个问题的总体表现形式是人的理性抽象对感性具体的统治和压迫，以及自由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矛盾。康德哲学通过批判纯粹理性，意识到了作为自在的外在的科学世界与作为自由的人的内在的道德世界各有其自身独立的根据，并把自由世界的内在依据——实践理性置于自在世界的内在依据——理论理性之上。这意味着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实现了对现代性问题的初步自觉，并通过审美判断力批判提供了第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黑格尔哲学用绝对观念的辩证运动，抽象地表达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生命个体在利益的驱使下如何面临着自我实现和抽象统治的矛盾。这种矛盾和矛盾的消除在黑格尔那里被表达为“个人（怎样）通过痛苦地攀登生命的阶梯，而变成一般和属于同一类”，而矛盾的实质，其实是个体生命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获得了利益自觉和满足，另一方面在这同一个过程中生命个体又不得不无奈地接受抽象统治和奴役。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的揭秘，将现代性困境中抽象对具体的统治、个体与类的矛盾，归结到商品生产在资本生产条件下转化出的一种普遍性社会权力——货币，以及货币所代表的抽象的、量化的社会劳动对私人劳动的统治，和货币所代表的抽象的量化的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马克思对拜物教的这一揭示表明，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就是资本在平等、自愿的形式下对全部社会存在的强制。对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有不同认识，必然产生不同的现代性批判。康德以来，西方现代性批判的主流一直把现代性困境的根源归结于理性内部的矛盾或者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因此，西方主流的现代性批判无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理性，他们或者对理性作出不同的区分，并且为不同的理性划定各自适用的边界，或者从对理性的迷信走向反理性的极端。这种执着于理性的现代性批判仍然是受拜物教支配的资本意识形态，无法真正地触动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是落入哲学的审美意象，就是陷入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马克思虽然没有给自己的理论冠以现代性批判之名，但是他对拜物教根源的揭示，已经对现代性引发的矛盾和分裂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从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以资本批判为基础的总体性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的优势在于，它对现实的社会生活能够产生实际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推动科学发展，我们既要对形形色色现代性批判的抽象形而上学性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也必须拒绝任何对现代性基本原则作出脱离实际历史运动的抽象否定;在资本问题上，我们必须遵循历史辩证法，反对资本永恒论和资本万恶论的偏颇，既为资本的正常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又要避免资本的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