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相伴而生的民营经济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奋力生长,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前进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运动逐渐盛行,处于企业社会责任最高层次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迅速成长并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慈善捐赠决策就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现有研究探讨了组织内部要素和组织外部要素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但企业家本人或其代理者作为企业决策的制定者,其个体特征同样会对企业捐赠决策产生影响。到目前为止,虽有一些学者针对捐赠决策者的个体特征进行了研究,但多数研究忽略了企业家决策行为是嵌套在社会结构中的,即企业家的社会阶层特征同样会对捐赠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社会学理论出发,采用三个并列的子研究来探讨民营企业家的客观阶层要素（阶层来源、阶层流动）和主观阶层要素（主观地位感知）对民营企业捐赠决策的影响。烙印理论指出个体在敏感时期（如更换工作、改变阶层）的经历和意识会影响其性格特征以及行为决策,基于此本文认为即使民营企业家现在同处于社会上层,但来源于不同阶层的民营企业家在捐赠决策中会存在差异。研究一利用2000-2014年共八次全国民营企业调查的20177条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借鉴组织权威模型从组织性质和权威位置的角度对民营企业家的来源阶层进行界定,其次利用回归模型对不同阶层来源民营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捐赠情况进行探讨。结果显示,来源于高阶层和低阶层的民营企业家所在企业捐赠意愿更强且捐赠额度更高。此外,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强化了阶层来源对企业捐赠决策的影响,但这一调节机制又受到当地正式制度发展程度的影响,即在正式制度发展越完善的地区,政治关联越难以增进民营企业家阶层来源和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揭示了可能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尽管高阶层和低阶层来源的民营企业家慈善捐赠水平都较高,但高阶层来源的民营企业家主要受到社会身份规范的促进作用,而低阶层来源的民营企业家主要受到社会情感的促进作用,呈现出阶层来源对企业捐赠决策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一探讨了客观阶层要素中阶层来源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而阶层流动作为客观阶层要素的另一层面,同样会对捐赠者意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本文认为阶层流动一方面会为民营企业家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如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从而使其更有能力进行捐赠,另一方面阶层流动经历会促使民营企业家意识到获取社会资本（如政府支持等）的重要途径从而更有意愿进行捐赠。研究二同样利用民营企业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阶层流动进行定义,包括阶层流动程度和阶层流动频率。由于民营企业家被定义为社会上层,因此阶层流动程度可以用民营企业家来源阶层与社会上层的差距进行表示;阶层流动频率则表示民营企业家在创业之前是否经历过不同阶层之间的变动以及变动频率。其次利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经历过阶层流动以及阶层流动频率越高的民营企业家所在企业捐赠意愿和水平更高。此外,外部突发的灾害事件会显著增强阶层流动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即在灾害事件下,是否经历过阶层流动的民营企业家在捐赠决策方面的差距会被拉大。研究一从阶层来源角度出发,研究二从阶层流动角度出发,两者共同完善了民营企业家客观阶层要素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影响的研究。与客观阶层要素相对应的是民营企业家的主观阶层要素也即主观地位感知。尽管民营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飞速发展,但政策的变化以及改革进程的颠簸式前进导致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认同度摇摆不定,这也形成了这一阶层在主观地位感知层面的差异。本文认为这种社会层级感知的差异反映了资源获取和等级排序的差异,进而形塑了民营企业家对企业事务的看法和对战略形势的回应。研究三利用民营企业调查数据中主观地位感知部分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主观地位感知越高的民营企业家所在企业捐赠金额越高。此外,研究还发现民营企业规模和制度环境对主观地位感知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即民营企业家的主观地位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实力、地区制度环境起到了互相替代的作用,当公司规模较小、制度环境较差时,较高的地位感知替代正式制度起到了促进慈善捐赠的作用。以往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内部组织要素如企业规模、财务绩效、企业所有权、治理结构等以及外部环境要素如行业特征、政府税率等因素的影响,针对企业家特征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经济水平、宗教信仰和政治关联等客观静态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国内外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企业家阶层要素关注的缺失,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此外,以往关于管理者特质的研究都集中在年龄、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因素,本文将阶层要素纳入个体特征的研究范畴,拓展了高层梯队理论对于管理者特质的研究,丰富了相关理论。同时,研究结果为民营企业优化决策以及政府和非盈利慈善机构进行劝募等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受限于数据类型,本文对捐赠决策的探讨只考察了捐赠意愿和捐赠水平。未来可以考虑基于捐赠去向将捐赠类型进行划分,从而对民营企业家阶层要素对捐赠的影响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第二,由于不同年份的民营企业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而非固定的,因此整体数据是非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考察时间变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未来可以考虑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探讨随着时间的变化,民营企业家阶层要素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第三,本文只考察了中国民营企业这一企业类型的捐赠情况,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收集国有企业以及跨国企业的数据,从而探讨企业家阶层要素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捐赠决策是否存在差异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