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方面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地方官员为了谋求政治晋升,通常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而地方官员的变更往往会改变该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新任官员对于环境规制的力度不同,对于产业发展的方向不同,都会影响到本地区企业的生产方式,继而影响到本地区的污染水平。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时候,往往会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降低自己的污染水平以适应官员变更带来的新的环境规制;另一种是通过寻租的方式与新任官员建立联系,从而形成新的政企关系;当地方企业无法改变新任官员对于环境规制的态度,同时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污染水平时,他们往往会有第三种选择——将污染向外转移。本文利用2003-2018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变更数据和城市的污染数据,构建了SDM模型,分析在不同的法治环境下,地方官员的变更对本地污染水平的影响,以及官员变更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地方官员的变更会打破该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并对当地企业形成震慑效应,使得本地区的污染水平下降。（2）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官员变更会降低本地的污染水平,但是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区,官员变更往往会造成本地污染水平的上升。（3）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官员变更会使得邻近地区的污染水平上升,而法治环境较差的地区,官员变更往往会使得污染企业向其转移,从而使得污染水平上升。（4）本地晋升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邻近地区的污染水平会有所上升,而异地调任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往往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从而使得本地污染水平上升,邻近地区的污染企业会向本地转移。（5）离任之后取得政治晋升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往往会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于是本地污染水平会有所上升而邻近地区的污染水平有所减少。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本地区的效应,对外部性的讨论很少,本文从地方官员,法治环境与地方企业三方的关系入手,探讨了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外部性,丰富了现有的研究理论。我们认为,污染的治理具有外部性,单纯从地方官员的激励角度可能很难从全局上降低总体的污染水平,法治环境的改善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