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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显示，1979-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国家统计局，2019)。解析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密码，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其中，锦标赛理论(或官员晋升锦标赛，以下简称锦标赛)是一个有广泛说服力的解释，它回答了为什么地方官员会被动员起来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以及提高当地的财政收入。锦标赛理论认为，上级在经济上向下级大规模放权，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促使下级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展开竞赛，这种由此产生的锦标赛体制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增长。锦标赛体制与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连，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特点，并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锦标赛体制不仅在GDP、财政收入等经济领域发挥着作用，在非经济领域的管理上也同样重要，并从多个方面深刻的影响着城市发展。除经济领域的锦标赛外，在中国的文明、卫生、生态、食品安全等非经济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锦标赛运行机制，他们表现为各类城市创建以及评比达标表彰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以中央或者国家部委名义设立的城市创建活动就超过18多项，其中保留在《全国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保留项目目录(2015版)》的国家级项目就有10项，尤其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最具有典型意义。与此对应，各类城市特别是地级城市，非常积极的参与了上述多个城市间的竞争和评比活动，“四城联创”“九城同创”等创建形式持续不断的在不同城市间出现，并成为城市治理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类锦标赛机制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和模式，不同学者对此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本文将其统称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并明确了其定义和特征。
鉴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中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本文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等问题，具体包含了经济增长、创新和污染等发展问题。这对于全面把握和优化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体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研究中，一方面较为详细的讨论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定义、特征、发展现状，以及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阐述了其运作机制等问题。另一方面，还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定量分析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创新、减少空位污染等的影响。此外，还对与其相关的官员晋升、创建成本等问题也做了具体的分析。本文共有十章组成，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展开研究，各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在简要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锦标赛理论和锦标赛体制、城市治理现代化等背景基础上，考察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实际生活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由此提出了本文要具体研究的问题。同时，阐述了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随后总结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的地方。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系统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进展，并进行了评述。主要是对锦标赛理论的研究、非经济理论锦标赛的研究、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等内容，分别进行了概括和梳理。
第三章介绍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典型代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具体情况。从演变历程和发展现状的维度，详细解剖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运作机制，以此作为全面认知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一个切入口。同时说明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能够作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典型代表的原因。
第四章分析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本章是后续第五章至第九章定量研究内容的基础。本章主要内容为，第一节分析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短期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第二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设计，合理确定了时间节点、全国文明城市的效应期限和识别策略等，并讨论了样本处置转换(Treatment Switch)问题，说明了不建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差分法(PSM—DID)等计量方法的原因。第三节，以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从整体上讨论了自1996年-2015年期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与未能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经济增长区别。第四节，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区分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时间、不同级别城市、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结果。最后，总结了本章内容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第五章研究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为了测度这个长期增长效应，并与第四章的短期增长效应进行区分，本章通过分析获得“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包头、烟台两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此作为长期效应的一个替代。其中，第一节介绍了“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产生背景，并讨论了长期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二节进行了研究设计，重点介绍了合成控制法(SCM)在本章的应用和识别策略。第三节，分别对包头和烟台，与其他138个研究期内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进行比较，确定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长期增长效应。随后进行了实验组替换检验、排序检验和比值检验，并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讨论，最后进行了总结。
第六章讨论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是分析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会不会通过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这个途径，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也就是研究创新能力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还是调节效应的问题。本章具体为，首先说明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可能对区域创新影响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其次介绍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以及识别策略，随后对地级城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讨论了研究结果，最后为本章总结。
第七章聚焦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降低空气污染的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空气污染程度大幅降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若不是通过加剧空气污染来实现，则这种经济增长效应是积极的、有正向作用的。本章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这一政策干预手段，分析了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与其他城市在降低API、PM10上的差异性，并检验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区域异质性等，还对城市参与其他类型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分析。最后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本章的政策建议。
第八章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是否影响官员晋升这一个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搜集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时任城市市委书记的简历信息，据此对这101位市委书记截止到2019年10月份职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主要是对时任市委书记行政职务级别、职业发展的最高行政级别、3年后岗位调整情况、晋升上一级的平均时间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以此确定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是否真实有效，能够发挥激励作用，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便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并对下级官员晋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九章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创建成本进行了估算。通过收集2016年-2019年部分城市宣传部、文明办等财政支出预算信息，整理了文明办的年度财政支出预算数据、项目支出数据以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专项数据等。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支出成本的时间趋势、全国范围内创建成本的总支出，以及城市预算支出与创建测评成绩关系、创建阶段的差异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通过估算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成本及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最终可以为客观看待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净收益提供一定的判断依据。
第十章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在概括总结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本章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分别为:
(1)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传统锦标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一样，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同样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通过广泛的地方竞争来推动经济增长，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竞争效果没有多大差异。特别是，基于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研究发现，那些赢得称号的城市，短期内都会比那些未能赢得称号的城市，平均经济增长较快，“全国文明城市”是一个金子招牌的判断有一定依据。但是这个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更长期赢得称号的城市、地级城市、第三批创建期间效果更为明显。同时，通过对包头和烟台两个“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事实分析发现，长期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不一样，对于烟台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其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而对于以包头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效应非常明显，这背后可能与城市属性、称号的相对稀缺程度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2)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没有证据显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是通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这一途径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经济增长效应的质量还有不少提升空间。在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的研究中，城市创新能力虽然没有发挥中介效应，但有负向的调节效应，即城市创新能力显著降低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城市创新能力时，这一判断通过了5％以上的显著性检验。创建工作与日常具体工作存在期限错配、创新能力高的城市对创新能力低的城市的竞争模仿是可能产生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
(3)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作为改善空气质量、减少空气污染的一个工具，通常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需要因地制宜。基于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研究发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降低空气污染的效应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区别，两者是一种倒U型关系，大约赢得2次后的城市，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才能显著降低空气污染。同时，降低空气污染的效果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城市、中部地区城市更弱一些，但是在“胡焕庸线”左右两边的城市效应差异不明显。另外发现，参与多种类型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如综合型的“全国文明城市”和专业型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都赢得称号的城市，并没有显著增强降低空气污染的效果，两者可能存在一种相互替代的效应。
(4)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官员晋升的影响。官员的职业发展路径受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结果的影响，有证据显示时任市委书记在主政的城市赢得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后，晋升概率相对提高、晋升速度相对加快，这意味着官员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具体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在城市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时任地级城市的市委书记，3年内有59.6％的会提拔、行政级别晋升一级的平均时间为2.27年、有56.8％的会发展为副省级或正部级干部。此外，这种晋升作用也受到城市级别、官员时任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已经是副省级干部的市委书记而言，受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结果的影响较小。
(5)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成本。以2016年-2019年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保守估计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支出成本，每个城市的年度平均财政预算支出超过460万元、项目支出超过300万元、专项经费支出超过540万。同时，每个竞赛周期的最后一年各类预算支出会提高1倍左右。另外，2018年的文明测评成绩与预算支出正相关，维持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支出要大于未曾获得称号的城市。全面测算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进而了解其净收益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大挑战。
本研究的潜在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方面和研究方法方面，共有三个创新点，具体为:
创新点之一
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之间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是否、如何、多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是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锦标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补充和创新，是一个新的方面或维度。
具体为，文章首先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中国的发展事实入手，以自2003年启动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作为最具典型意义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剖析了其特征、运作过程、阶段划分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等，定性判断认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发挥着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采用实证方法，定量分析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回答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三，针对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等因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还研究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创新和环保的影响，具体分析了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影响等具体问题，这是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上述定量研究中，区别于短期数据分析，文章特别注重利用历史形成的长期数据开展研究，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此外，文章还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时间段、个体和整体以及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数量等因素开展了异质性分析，这些研究结论为全面、客观看待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创新点之二
文章还着重考察研究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中官员晋升的动力、城市的支出成本等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针对现有文献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影响官员晋升的研究较少问题，本文整理了城市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时任市委书记的数据信息，统计分析了这些市委书记职业发展的长短期情况。另一方面，现有文献还忽略了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成本支出问题研究，本文手动整理了2016年-2019年的城市各类年度预算支出数据，作为一个保守的成本估算，并讨论了支出成本与城市文明测评成绩、不同创建阶段等的关系，以便权衡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净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都将进一步增强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理解。
创新点之三
在选择定量研究方法上，本文首次应用合成控制法(SCM)分析了个案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事实，并与其他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相互印证。这种处理方法，一方面尽可能避免了因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偏误;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混淆了平均影响与个体影响的差异性，以便更为严谨的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进行研究，得到科学有效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本文还分析认为标准的DID和多期DID、PSM-DID等计量方法，不适应于研究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研究，因为这些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机制所带有的“任期制”特点，特别是某些城市在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和失去称号两种状态之间转换，即存在一个所谓的样本处置转换问题。文章以具体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的不同状态，进行了样本处置转换问题的解释，并在实证中确定了更为有效的识别策略。
实际上，锦标赛体制不仅在GDP、财政收入等经济领域发挥着作用，在非经济领域的管理上也同样重要，并从多个方面深刻的影响着城市发展。除经济领域的锦标赛外，在中国的文明、卫生、生态、食品安全等非经济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锦标赛运行机制，他们表现为各类城市创建以及评比达标表彰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以中央或者国家部委名义设立的城市创建活动就超过18多项，其中保留在《全国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保留项目目录(2015版)》的国家级项目就有10项，尤其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最具有典型意义。与此对应，各类城市特别是地级城市，非常积极的参与了上述多个城市间的竞争和评比活动，“四城联创”“九城同创”等创建形式持续不断的在不同城市间出现，并成为城市治理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类锦标赛机制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和模式，不同学者对此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本文将其统称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并明确了其定义和特征。
鉴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中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本文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等问题，具体包含了经济增长、创新和污染等发展问题。这对于全面把握和优化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体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研究中，一方面较为详细的讨论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定义、特征、发展现状，以及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阐述了其运作机制等问题。另一方面，还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定量分析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创新、减少空位污染等的影响。此外，还对与其相关的官员晋升、创建成本等问题也做了具体的分析。本文共有十章组成，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展开研究，各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在简要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锦标赛理论和锦标赛体制、城市治理现代化等背景基础上，考察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实际生活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由此提出了本文要具体研究的问题。同时，阐述了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随后总结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的地方。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系统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进展，并进行了评述。主要是对锦标赛理论的研究、非经济理论锦标赛的研究、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等内容，分别进行了概括和梳理。
第三章介绍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典型代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具体情况。从演变历程和发展现状的维度，详细解剖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运作机制，以此作为全面认知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一个切入口。同时说明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能够作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典型代表的原因。
第四章分析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本章是后续第五章至第九章定量研究内容的基础。本章主要内容为，第一节分析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短期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第二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设计，合理确定了时间节点、全国文明城市的效应期限和识别策略等，并讨论了样本处置转换(Treatment Switch)问题，说明了不建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差分法(PSM—DID)等计量方法的原因。第三节，以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从整体上讨论了自1996年-2015年期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与未能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经济增长区别。第四节，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区分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时间、不同级别城市、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结果。最后，总结了本章内容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第五章研究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为了测度这个长期增长效应，并与第四章的短期增长效应进行区分，本章通过分析获得“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包头、烟台两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此作为长期效应的一个替代。其中，第一节介绍了“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产生背景，并讨论了长期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二节进行了研究设计，重点介绍了合成控制法(SCM)在本章的应用和识别策略。第三节，分别对包头和烟台，与其他138个研究期内未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进行比较，确定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长期增长效应。随后进行了实验组替换检验、排序检验和比值检验，并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讨论，最后进行了总结。
第六章讨论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是分析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会不会通过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这个途径，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也就是研究创新能力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还是调节效应的问题。本章具体为，首先说明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可能对区域创新影响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其次介绍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以及识别策略，随后对地级城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讨论了研究结果，最后为本章总结。
第七章聚焦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降低空气污染的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空气污染程度大幅降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若不是通过加剧空气污染来实现，则这种经济增长效应是积极的、有正向作用的。本章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这一政策干预手段，分析了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与其他城市在降低API、PM10上的差异性，并检验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区域异质性等，还对城市参与其他类型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分析。最后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本章的政策建议。
第八章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是否影响官员晋升这一个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搜集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时任城市市委书记的简历信息，据此对这101位市委书记截止到2019年10月份职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主要是对时任市委书记行政职务级别、职业发展的最高行政级别、3年后岗位调整情况、晋升上一级的平均时间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以此确定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是否真实有效，能够发挥激励作用，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便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并对下级官员晋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九章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创建成本进行了估算。通过收集2016年-2019年部分城市宣传部、文明办等财政支出预算信息，整理了文明办的年度财政支出预算数据、项目支出数据以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专项数据等。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支出成本的时间趋势、全国范围内创建成本的总支出，以及城市预算支出与创建测评成绩关系、创建阶段的差异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通过估算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成本及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最终可以为客观看待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净收益提供一定的判断依据。
第十章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在概括总结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本章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分别为:
(1)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传统锦标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一样，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同样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通过广泛的地方竞争来推动经济增长，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竞争效果没有多大差异。特别是，基于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研究发现，那些赢得称号的城市，短期内都会比那些未能赢得称号的城市，平均经济增长较快，“全国文明城市”是一个金子招牌的判断有一定依据。但是这个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更长期赢得称号的城市、地级城市、第三批创建期间效果更为明显。同时，通过对包头和烟台两个“五连冠”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事实分析发现，长期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不一样，对于烟台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其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而对于以包头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效应非常明显，这背后可能与城市属性、称号的相对稀缺程度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2)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没有证据显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经济增长效应，是通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这一途径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经济增长效应的质量还有不少提升空间。在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的研究中，城市创新能力虽然没有发挥中介效应，但有负向的调节效应，即城市创新能力显著降低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城市创新能力时，这一判断通过了5％以上的显著性检验。创建工作与日常具体工作存在期限错配、创新能力高的城市对创新能力低的城市的竞争模仿是可能产生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
(3)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作为改善空气质量、减少空气污染的一个工具，通常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需要因地制宜。基于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研究发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降低空气污染的效应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区别，两者是一种倒U型关系，大约赢得2次后的城市，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才能显著降低空气污染。同时，降低空气污染的效果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城市、中部地区城市更弱一些，但是在“胡焕庸线”左右两边的城市效应差异不明显。另外发现，参与多种类型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如综合型的“全国文明城市”和专业型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都赢得称号的城市，并没有显著增强降低空气污染的效果，两者可能存在一种相互替代的效应。
(4)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官员晋升的影响。官员的职业发展路径受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结果的影响，有证据显示时任市委书记在主政的城市赢得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后，晋升概率相对提高、晋升速度相对加快，这意味着官员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参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竞争。具体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在城市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时任地级城市的市委书记，3年内有59.6％的会提拔、行政级别晋升一级的平均时间为2.27年、有56.8％的会发展为副省级或正部级干部。此外，这种晋升作用也受到城市级别、官员时任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已经是副省级干部的市委书记而言，受到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结果的影响较小。
(5)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成本。以2016年-2019年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保守估计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支出成本，每个城市的年度平均财政预算支出超过460万元、项目支出超过300万元、专项经费支出超过540万。同时，每个竞赛周期的最后一年各类预算支出会提高1倍左右。另外，2018年的文明测评成绩与预算支出正相关，维持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支出要大于未曾获得称号的城市。全面测算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进而了解其净收益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大挑战。
本研究的潜在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方面和研究方法方面，共有三个创新点，具体为:
创新点之一
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之间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是否、如何、多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是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锦标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补充和创新，是一个新的方面或维度。
具体为，文章首先从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中国的发展事实入手，以自2003年启动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例，作为最具典型意义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剖析了其特征、运作过程、阶段划分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等，定性判断认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发挥着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采用实证方法，定量分析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回答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三，针对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等因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还研究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创新和环保的影响，具体分析了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影响等具体问题，这是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上述定量研究中，区别于短期数据分析，文章特别注重利用历史形成的长期数据开展研究，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此外，文章还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时间段、个体和整体以及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数量等因素开展了异质性分析，这些研究结论为全面、客观看待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创新点之二
文章还着重考察研究了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中官员晋升的动力、城市的支出成本等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针对现有文献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影响官员晋升的研究较少问题，本文整理了城市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时任市委书记的数据信息，统计分析了这些市委书记职业发展的长短期情况。另一方面，现有文献还忽略了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成本支出问题研究，本文手动整理了2016年-2019年的城市各类年度预算支出数据，作为一个保守的成本估算，并讨论了支出成本与城市文明测评成绩、不同创建阶段等的关系，以便权衡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净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都将进一步增强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理解。
创新点之三
在选择定量研究方法上，本文首次应用合成控制法(SCM)分析了个案包头和烟台的经济增长事实，并与其他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相互印证。这种处理方法，一方面尽可能避免了因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偏误;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混淆了平均影响与个体影响的差异性，以便更为严谨的对非经济领域锦标赛进行研究，得到科学有效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本文还分析认为标准的DID和多期DID、PSM-DID等计量方法，不适应于研究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研究，因为这些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机制所带有的“任期制”特点，特别是某些城市在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和失去称号两种状态之间转换，即存在一个所谓的样本处置转换问题。文章以具体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的不同状态，进行了样本处置转换问题的解释，并在实证中确定了更为有效的识别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