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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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同时,居民的生活诉求也发生了转变,我国居民对于生活的理解不再只是生存,而是有质量、高质量的生活,是追求更幸福的生活。因此,随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以及财富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居民家庭会参与到金融市场中,通过各种方式配置资产以期获得额外收益,从而进一步提升家庭的生活品质。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向好,居民的参保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基本的社会保险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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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同时,居民的生活诉求也发生了转变,我国居民对于生活的理解不再只是生存,而是有质量、高质量的生活,是追求更幸福的生活。因此,随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以及财富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居民家庭会参与到金融市场中,通过各种方式配置资产以期获得额外收益,从而进一步提升家庭的生活品质。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向好,居民的参保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基本的社会保险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保险需求,加之政府出台的各项保险政策,双重动力使得商业保险的发展呈几何形式增长。另外,根据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的投资风险偏好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即在金融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家庭冒险精神较强,会过于激进的投资高风险资产,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则十分保守,只投资风险极低或没有风险的金融资产。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股票投资和商业保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幸福经济学,探讨居民在金融资产选择方面的偏好。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截面数据,将幸福经济学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联系起来,以探究人的主观态度——幸福感对居民家庭在股票投资、商业保险参与上的影响。为此,构建Probit模型,研究居民幸福感对其股票投资、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的影响。随后,构建Tobit模型,研究居民幸福感对其股票投资、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同时,为控制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引入地区年降雨量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最后,为了更好地结合实时政策与社会现状,分析了当家庭处于老年赡养负担、少儿抚养负担状况以及城乡区域差异中,居民幸福感对其股票投资、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情况是否存在异质性结果。通过逐次研究上述内容,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在居民幸福感对其股票投资、商业保险参与及其参与程度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幸福感与股票投资的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居民幸福感与商业保险的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在模型中加入居民幸福感与老年负担比、少儿抚养比以及户主农村户籍的交互项进行回归时发现,居民幸福感与老年负担比、少儿抚养比之间形成的交互作用提高了居民股票投资的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相反,会降低居民商业保险的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同样地,居民幸福感与户主农村户籍之间形成的交互作用会提高居民参与股票投资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会降低居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相比已有研究,本文不仅将股票投资、商业保险参与同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还在模型中加入居民幸福感与老年负担比、少儿抚养比以及户主农村户籍的交互项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既重点考虑了当前居民家庭的投资风险偏好现状,又结合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提供多样化现实视角,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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