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至1965年，中国的亚非政策始终是一种统一战线政策，而这种统一战线政策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反帝统一战线和排除苏联影响的反帝统一战线，或者说是反帝反修并重的统一战线。这三个阶段可以用“和平共处”、“团结反帝”和“两面开弓”这三个短语来概括。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呈现出一种斗争性逐步提高的趋势。即:中国的亚非政策从致力于消除亚非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担忧，避免他们加入美国针对新中国构筑的军事包围圈，从而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转变为积极鼓动亚非国家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增强西方阵营的对立面，再转变为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而且侧重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着重批驳苏联的和平共处和裁军等主张，努力将苏联的影响从亚非国家排除出去，同时支援亚非国家进行武装反帝斗争，要求亚非国家点名谴责美国。而导致这种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　　本文将中国对亚非会议、第一至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具体政策和外交活动作为例证来支持上述观点。中国为参加亚非会议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会议期间开展了三次重要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活动，并向美国发出了缓和关系的信号，从而为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启动。亚非会议后，美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同时中苏关系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轨道不断恶化。中国的亚非政策从和平共处与团结反帝并重转变为反帝斗争成为唯一重点，再转变为反帝反修“两面开弓”。中国参与第一至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外交活动展现了这种政策嬗变的过程。对于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从推动反帝斗争的角度出发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作为会议的东道国，并坚决反对苏联与会。中国还提出反对联合国作为会议观察员，反对南越、南朝鲜等七个政权与会，点名谴责美国等立场，并为实现上述目标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起初，中国积极支持会议如期召开，后由于中国的政策得不到其他亚非国家的支持，中国最终决定无限期推迟会议。因此，中国参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两面开弓”政策的一个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