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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的发展也需立足于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两者共生共荣。股市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向实体经济输血的使命,因此股市的健康平稳对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作为资本市场的后起之秀,我国目前处于弱式有效与半强式有效之间,信息公开存在有选择性和不完整的问题,导致我国股市不仅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以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还暗藏较多风险,损害投资者利益。为促进股市的平稳发展,政府从颁布法律法规完善基本制度的顶层设计,到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加强股市治理的底层实施,做出了诸多努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没能有效治理股市,反而让政府频出“组合拳”导致的经济政策不稳定,加剧了股市波动,增大了股市风险。当前,我国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以建立更加成熟、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此时政府的调控与干预会更为频繁,市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往更多,因此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加剧股市的波动,乃至引起公司股价的崩盘风险,对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形成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原因,而盈余管理作为增大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手段,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可。不确定性的增加,意味着公司外部环境风险加大,公司会出现业绩表现不佳等股东和投资者所不乐于见到的情况。此时,出于自利目的,管理者迫切想要以盈余管理的方式隐瞒这些坏消息,使得业绩表现达到股东和投资者的预期要求,而这会进一步加大信息不对称程度,引发股价崩盘风险。因此,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公司是否会因进行盈余管理,而导致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或真实盈余管理这一作用路径。结论表明: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正向影响;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总效应中存在部分应计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③结合逐步回归和Bootstrap检验,发现真实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同时,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解释变量构造方法、替换解释变量以及增加新控制变量的方式,证实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此外,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引入产权性质这一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国有企业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的风险。最后,重复上述稳健性检验方法,本文再次证实了产权性质会调节应计盈余管理中介效应结论的可靠性。
本研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和信号传递理论等理论,建立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宏观影响因素与企业微观行为——盈余管理间的联系。同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结合研究结果还从政府、企业、外部监督者以及投资者四个角度,提出了防范化解股价崩盘风险的合理建议。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或真实盈余管理这一作用路径。结论表明: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正向影响;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总效应中存在部分应计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③结合逐步回归和Bootstrap检验,发现真实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同时,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解释变量构造方法、替换解释变量以及增加新控制变量的方式,证实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此外,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引入产权性质这一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国有企业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的风险。最后,重复上述稳健性检验方法,本文再次证实了产权性质会调节应计盈余管理中介效应结论的可靠性。
本研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和信号传递理论等理论,建立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宏观影响因素与企业微观行为——盈余管理间的联系。同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结合研究结果还从政府、企业、外部监督者以及投资者四个角度,提出了防范化解股价崩盘风险的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