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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系统性风险的巨大破坏性（支付系统与信贷流动中断，资产价值暴跌等）。而近年来，由于过度膨胀的影子银行、多层嵌套和过度杠杆等金融行业乱象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局势，我国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各界高度重视防控系统性风险，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随着金融服务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银保、银信、银证等创新业态蓬勃发展，金融机构间及市场间的关联性愈发紧密，形成了复杂的现代金融网络。因此，结合我国经济背景，剖析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机制，理清风险影响因素等问题对维护金融稳定性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网络分析法因其在刻画金融网络特征上的优势而快速发展。金融机构间可通过直接业务（借贷款行为等）相互关联，亦可通过持有共同资产或受到市场共同冲击影响而紧密联系。但直接业务关联数据所具有的不透明、时效性差、非预测性等缺陷使得这一视角下的分析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现有研究多基于市场综合信息和统计相关性刻画风险传染关系，但少有文献将风险传染分析和规模测度纳入同一框架中。鉴于此，结合我国金融系统特征，本文首先采用上市金融机构在公开资本市场中的综合绩效信息，从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考察了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并结合网络关联度和规模评估了我国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水平。
2008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即是差的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是这场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纵观现有文献，研究多集中在金融机构规模、杠杆、资本等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忽视了流动性创造及网络关联度对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故本文接下来从网络关联视角深入分析了流动性创造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为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此外，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成因除了金融系统内的脆弱性因素，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脆弱性因素。由于能源的金融属性，金融-能源间存在着固有的紧密关联性，低碳转型和能源冲击等都可能导致金融部门陷入高系统性风险中，但这些都尚未得到有效关注。因此，本文最后分析了金融-能源间的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为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形成原因和过程提供一种不同但却不可忽视的视角。
总体而言，本文围绕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影响因素、低碳转型过程中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演变及跨部门传染效应等问题展开。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高波动性、跨部门传染凸出等特征，且近几年来呈现出持续攀升状态。因此，监管当局应强化逆周期风险调控和跨业监管以化解系统性风险。此外，我国金融机构处于“逆风险”地位，即倾向于接收而非发射风险，因此极易受到整体市场冲击的影响。
2.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应结合“太大而不能倒”和“关联太紧密而不能倒”两标准，且区分不同风险传递方向（风险接收源和发射源）。对我国金融系统而言，银行类和保险类金融机构仍处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前列。
3.银行过度创造流动性的行为将使其暴露在高系统性风险敞口中，银行间的高关联性将加剧此种诱导效应。
4.能源结构转型政策和能源冲击等都使得金融部门暴露在高的系统性风险中，是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能源间表现出明显的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此外，金融部门将巨额投资从传统能源业转向新能源业的过程中，暴露在了投资过热、资产泡沫、资产价值贬值等风险中，增加了金融不稳定性因素。
本研究的改进与可能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提出了一个适合我国金融系统特点的网络结构和系统性风险评估框架。从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系统性风险已成为主流，但因传染关系错综复杂、传染路径不明晰，有效的风险传染分析框架仍十分缺乏。本文基于金融网络理论，构建了真实情境下的尾部网络结构，并从多层网络视角分析传染关系。结合中国金融系统特点，首次引入市场综合情绪指标，以考虑市场中非理性行为对真实传染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基于最优滚动窗宽的动态网络模型，识别风险传染关系的结构突变，检验了监管政策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上的有效性。立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具备的“关联太紧密而不能倒”和“太大而不能倒”特征，结合网络关联度和资本规模从风险接收源与发射源视角评估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规模。
第二，基于网络关联视角，本文首次从实证上检验了流动性创造对系统性风险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一关系受到金融机构网络关联度水平的调节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从不同视角对流动性创造进行分解，探究不同成分对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效应，揭开了流动性创造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机制。本文从微观层面上，对系统性风险的成因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第三，基于网络分析视角，首次探讨了低碳转型背景下金融部门面临的转型风险，及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现有研究多局限在金融系统内。然而，一些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风险传染效应也十分凸出，是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考察了低碳转型过程中金融部门暴露在能源部门中的系统性风险敞口规模，并深入分析能源转型政策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这为深入理解系统性风险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网络分析法因其在刻画金融网络特征上的优势而快速发展。金融机构间可通过直接业务（借贷款行为等）相互关联，亦可通过持有共同资产或受到市场共同冲击影响而紧密联系。但直接业务关联数据所具有的不透明、时效性差、非预测性等缺陷使得这一视角下的分析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现有研究多基于市场综合信息和统计相关性刻画风险传染关系，但少有文献将风险传染分析和规模测度纳入同一框架中。鉴于此，结合我国金融系统特征，本文首先采用上市金融机构在公开资本市场中的综合绩效信息，从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考察了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并结合网络关联度和规模评估了我国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水平。
2008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即是差的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是这场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纵观现有文献，研究多集中在金融机构规模、杠杆、资本等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忽视了流动性创造及网络关联度对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故本文接下来从网络关联视角深入分析了流动性创造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为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此外，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成因除了金融系统内的脆弱性因素，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脆弱性因素。由于能源的金融属性，金融-能源间存在着固有的紧密关联性，低碳转型和能源冲击等都可能导致金融部门陷入高系统性风险中，但这些都尚未得到有效关注。因此，本文最后分析了金融-能源间的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为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形成原因和过程提供一种不同但却不可忽视的视角。
总体而言，本文围绕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影响因素、低碳转型过程中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演变及跨部门传染效应等问题展开。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高波动性、跨部门传染凸出等特征，且近几年来呈现出持续攀升状态。因此，监管当局应强化逆周期风险调控和跨业监管以化解系统性风险。此外，我国金融机构处于“逆风险”地位，即倾向于接收而非发射风险，因此极易受到整体市场冲击的影响。
2.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应结合“太大而不能倒”和“关联太紧密而不能倒”两标准，且区分不同风险传递方向（风险接收源和发射源）。对我国金融系统而言，银行类和保险类金融机构仍处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前列。
3.银行过度创造流动性的行为将使其暴露在高系统性风险敞口中，银行间的高关联性将加剧此种诱导效应。
4.能源结构转型政策和能源冲击等都使得金融部门暴露在高的系统性风险中，是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能源间表现出明显的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此外，金融部门将巨额投资从传统能源业转向新能源业的过程中，暴露在了投资过热、资产泡沫、资产价值贬值等风险中，增加了金融不稳定性因素。
本研究的改进与可能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提出了一个适合我国金融系统特点的网络结构和系统性风险评估框架。从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系统性风险已成为主流，但因传染关系错综复杂、传染路径不明晰，有效的风险传染分析框架仍十分缺乏。本文基于金融网络理论，构建了真实情境下的尾部网络结构，并从多层网络视角分析传染关系。结合中国金融系统特点，首次引入市场综合情绪指标，以考虑市场中非理性行为对真实传染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基于最优滚动窗宽的动态网络模型，识别风险传染关系的结构突变，检验了监管政策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上的有效性。立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具备的“关联太紧密而不能倒”和“太大而不能倒”特征，结合网络关联度和资本规模从风险接收源与发射源视角评估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规模。
第二，基于网络关联视角，本文首次从实证上检验了流动性创造对系统性风险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一关系受到金融机构网络关联度水平的调节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从不同视角对流动性创造进行分解，探究不同成分对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效应，揭开了流动性创造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机制。本文从微观层面上，对系统性风险的成因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第三，基于网络分析视角，首次探讨了低碳转型背景下金融部门面临的转型风险，及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现有研究多局限在金融系统内。然而，一些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风险传染效应也十分凸出，是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考察了低碳转型过程中金融部门暴露在能源部门中的系统性风险敞口规模，并深入分析能源转型政策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这为深入理解系统性风险提供了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