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坚持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决心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制度建设要求,为充分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该制度将通过生态价值、保护成本、发展机会的转化来克服“环保不经济,经济不环保”问题,进而实现全国环保工作的有效开展与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此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多元化形式对复杂的中国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差异化的解决思路,使得“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成为可能。因此,本文研究中国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不仅对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更关键的是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早在2005年,中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就已逐步推行,并于2016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号）,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该项制度的顶层设计方案。发展至今,补偿制度已经在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七大领域和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两大重点区域得到实践,也在环境治理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与此同时,现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仍未处理好空间外溢性带来的污染加剧、跨界污染造成的治理困境以及多目标冲突形成的行为异化等问题,依旧制约着制度效能的发挥。基于制度发展实践,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中国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及其分析框架,并从不同类型的补偿制度特征出发,运用案例分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思路,围绕制度实施对利益主体的行为变化,探寻各类补偿制度完善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重点提出中国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综合性优化方案与关键性优化措施。对此,本文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并得到几点主要结论:首先,本文从形成思路、特征分析与整体框架三个重点内容出发,构建了中国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并结合制度体系的运行逻辑,提出“关系-行为-绩效”（RCP）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中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国家治理新要求与环境保护新形式的时代产物,可以依据污染外溢情况与生态产权状况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地方政府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以及央地政府间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三类。就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而言,独特的激励机制和丰富的融资机制是其重要特征,使该项制度具备了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参与主体环保行为的运行优势;就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而言,主要解决单向污染外溢问题,补偿者与受偿者之间可以自行协商补偿标准、补偿形式、监管规则等,是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模式的直接表现;就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而言,涵盖了更加综合性的补偿范畴,为解决多向污染外溢问题,补偿者对受偿者委托了更多的任务目标。结合上述三类补偿制度特征,由于不同类型补偿制度实施均涉及参与主体的关系发展与行为变化以及制度实施绩效,因此我们提出了“关系-行为-绩效”（RCP）分析框架,为后续章节分析具体补偿制度的运行逻辑搭建起统一的理论框架。其次,相较于非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该项制度具备着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双重”机制,但现有研究还未呈现出完整的作用路径。因此,本文以中国碳交易制度为例,重点研究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现实发展、运行逻辑与影响机理。系统分析发现:1)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碳交易制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该阶段中配额管理和交易程度两个方面还存在部分问题,总体上中国碳交易市场较不活跃。2)该项制度实施可以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R）-微观企业行为（C）-碳排放水平（P）”的影响路径,从政府干预与市场运行中找到制度的平衡点,来影响微观企业的环保行为选择,进而降低整体碳排放水平。3)碳交易制度实施能有效降低碳排放水平,其中形成的市场机制能充分调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积极性,对企业减排行为产生约束、激励与监督等作用,且这种影响效应在碳交易市场交易活跃度较高时更加明显。再次,本文分析发现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为中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创新,是补偿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点与难点,其制度安排的突破应在于横向地方政府间利益分配上的行为分析以及低成本高效率跨界环境治理的契约设计。本文从典型案例、运行逻辑与实证分析三个部分,展开了地方政府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研究。系统分析发现:1)基于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代表性案例——皖浙两省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分析发现该项制度还存在着协调机制不健全、激励效果不持久、缺乏系统性法律约束与实时监督等问题。2)该项制度实施会形成地方政府间的协同治理关系,使委托方可以通过互相监督、行为约束与制度激励等方式,影响代理方的环保行为,进而产生生态环境改善效应。3)实证分析发现补偿制度并不是简单地进行资金补偿,更重要的是通过契约设计中补偿系数的调整,对参与主体环保行为形成约束、激励与监督等作用,而契约的设计应重点考虑代理人的自身特征,例如其努力的随机因子、努力成本、风险厌恶程度、生产能力等。最后,本文发现现行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在制度设计中仍无法激励地方政府处理好多任务的目标冲突,其制度安排的突破将从中央政府如何更好的设计激励契约入手。因此,本文设计了典型案例、运行逻辑与实证分析三个部分,重点从多任务冲突问题入手,围绕地方政府行为展开对央地政府间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研究。系统分析发现:1)基于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代表性案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析发现制度实施过程中确实积累了诸多实施经验,但仍存在制度完善的空间。2)该项制度所形成的央地政府关系可以有效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由此产生制度约束与激励作用,进而影响制度的实施绩效。3)实证分析发现当地方政府面临多任务的目标冲突时,中央政府可以设计激励契约来提升补偿制度有效性,我们也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为契约设计筛选出部分影响因子,并证实多任务目标冲突的情况下,委托人可以选择多个代理人进行任务代理,这样既能提高运行效率也能降低委托成本。本文研究表明市场化、横向以及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构成了中国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不同类型的补偿制度能较好解决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空间外溢、跨界污染与多目标冲突等问题,从中揭示了中国多元化生态保护制度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重点提出综合性优化方案与关键性优化措施,试图将治理理念贯穿于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实施的全部环节,构建形成“事前约束-事中激励-事后监督”全过程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