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技术作为新兴数字产业发展的代表技术之一,具有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度地位,尤其在身份识别和社会管理方面产生了巨大效益。作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科技产物,人脸识别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对现有的法律秩序产生了全新的挑战,在侵犯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等民事权益问题方面尤为凸出。对此,《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从立法层面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侵犯人格权益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从不同立法目的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确权等统筹规范。但是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所产生的人脸生物识别信息有着不同于一般个人信息的独有特征,比如不可更改性和唯一性,再加上大数据的迅速传播性都会导致损害后果的不可估计和难以弥补。而当前的法律并没有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主要的侵权风险救济制度进行统一完备的法律规范,这就可能导致当前法律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侵权问题救济不利,降低司法效率。私法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对民事权益进行确权之后,对所受到侵犯的民事权益进行权利救济,追究侵权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有必要对当前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民事救济不利现状原因进行分析和回应。首先,梳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的发展历程,分析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现状,了解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存在的价值和风险等问题,并从我国民法规制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现状入手,探讨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进行特别民法规制的必要理论基础。其次,从当前主要规制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入手,来把握我国当前法律在规制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的困境:在立法层面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民事规范尚有不足,对人脸信息的民事权益规制层阶较低,适用原则模糊;在司法救济中,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因其自身的智能化和大数据特点,会进一步加大信息处理者和信息主体之间信息地位的不匹配和不对等,导致损害的难以认定,进而难以使权利人获得真正的救济;除此之外,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侵权构成要件中侵权主体、归责原则、损害认定、因果关系等存在的理论争议,也加大了司法实践中的救济难度,甚至导致司法救济矛盾等问题的产生。再次,通过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法律规制相对成熟的欧盟和美国的法律模式进行探讨和比较,反思域外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法律规制的路径,以期对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的侵权救济制度有可行性的启示和参考,为我所用。最后,在现有法律规制现状的前提下提出以下建议:在民事立法中,提升个人信息的规制层阶,可参考美国立法经验,出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专门立法;确定个人信息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以期为人脸生物识别信息提供更为明确和全面的民事救济;然后细化规制人脸识技术应用的基本原则,为规范人脸信息和保护数据流通明确界限;并梳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所涉及的人脸识别信息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属性定位,明确两部法律规制的重心和区别,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提升两部法律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救济效果;针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的侵权损害,并结合侵权救济时在司法适用中遇到的难题,提出细化侵权救济制度的具体措施,为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民法规制的优化路径进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