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最早源自美国资本市场,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一种投融资工具,全称为估值调整协议。自2003年蒙牛通过“可转换票据”的形式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资方进行对赌,并通过实现对赌目标实现双赢以后,“对赌协议”逐渐在我国推广开来。但是在这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严重制约,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在“对赌协议”中设置的对赌目标可能过高而引发了一系列纠纷,比如很典型的碧桂园和太子奶等。虽然“对赌协议”在我国已经广泛被应用到投资行业及公司的融资活动中,但是在立法层面上并没有对“对赌协议”相应合同的效力以及在实际履行中衍生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主要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整理国内外文献并进行综述、对研究思路与方法做出相应阐述,为后文的论述打下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第二部分为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概述,首先明确“对赌协议”的概念,并且指出本文仅是讨论投资公司和目标公司之间订立的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履行问题,主体层面并不涉及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等类型的主体,客体层面不涉及金钱补偿等其他形式。同时,对“对赌协议”的合同性质进行分析,指出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合同性质是无名合同的一种,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中总则部分的条款进行规制。其次,本文对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实践价值进行论述。最后,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我国目前针对“对赌协议”的相关立法层面的规定进行分析,并探讨司法裁判对待“对赌协议”效力角度的变化。本文第三部分为探讨和研究法律对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效力认定产生变化的原因,首先对以往法院认定产生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分析。包括“对赌协议”存在构成显失公平、免除己方责任及排除目标公司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等情形从而违反《民法典·合同编》而无效。也存在因为滥用股东权利、构成股东抽逃出资以及未遵守减资程序等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并且点明部分法院在缺乏规则进行规制的同时,采用援引民商法原则的方式对“对赌协议”进行价值评判。然后本文分析了对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效力认定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1）司法裁判角度从民事思维到商事思维的转变,从民商事法律对待风险的接受程度结合《九民会议纪要》对裁判思维的探讨;（2）投资人的债权保护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保护的倾向和取舍;本部分分析投资人因投资行为产生的双重身份,及各个阶段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与对投资人增加限制原因的分析;（3）对《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将效力认定与履行可能相区分进行阐述;阐明履行不能或履行行为违法不应成为认定协议法律效力的原因,而应是逻辑思路上彼此联系又互相独立的关系。本文第四部分为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在实践中产生的履行瑕疵、履行不能等问题提供分析及对策研究。首先,本文指出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减资程序难以顺利完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分割、无法有效执行等履行问题。然后,从下述三个方面提出了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实现履行的完善建议:（1）调整股权回购的程序,使股权回购不以减资程序为前提;（2）转变目标公司决策的权力配置,尊重董事会决策;（3）实现责任的转换,选择追究目标公司的违约责任。本文第五部分为文章的结论,主要是对前文内容进行总结,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助推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效力认定以及履行问题的准确适用,从而更好助推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发展,更好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